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巴以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讨论新一轮巴以冲突，既需要了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也需要研究新一轮冲突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调整。

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

特朗普政府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主要界定为三个方面：一是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防止中东地区再度成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天堂；二是防止中东地区被区域外或区域内的“敌对国家”主导；三是确保中东地区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贡献。为了实现上述利益，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中东政策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政治上支持中东国家进行变革，弱化暴恐集团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二是在经济上鼓励中东国家发展经济、对外开放，以解决中东地区不发展、不平等的根源性问题，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基于此，美国支持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推进经济现代化。三是积极倡导和推动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相处，鼓励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并建立外交关系，主张和支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并提出了“世纪协议”。四是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兑现保护盟友安全的承诺，同时保证中东地区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支持海湾国家建设导弹防御系统。从美国的利益关切和中东政策看，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重合度较高，特朗普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与以色列“最亲”的总统。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政策开始出现一些调整。拜登上台后，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威胁有所下降，这使得美国针对中东地区的利益考量有所转变，形成了新的利益关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倡导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以确保以色列等国的利益；二是美国不允许区域外的力量破坏中东地区主要水上通道的航行自由，也绝不容忍任何国家依靠军事力量主导中东地区；三是促进中东地区局势走向缓和、减少军事冲突，促使中东地区恢复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状态；四是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推动中东国家之间加强经济、政治、安全上的联系，激发整个地区的发展动力；五是促进“人权”“民主”价值观在中东地区的传播。

为了实现上述利益，拜登政府采取了以下举措：第一，帮助以色列等盟友提高威慑和对抗伊朗的军事能力，防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第二，向相关国家提供更多的外交、经济及安全援助，防止中东地区对外输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第三，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缓和、拓展、深化双边关系，并明确表态支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第四，继续在中东地区保持有效的军事存在以对抗不稳定因素，但明确表示，保持军事存在并非要在中东地区更迭政权、改造社会；第五，鼓励中东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释放发展潜力。

二、新一轮巴以冲突对美国造成较大冲击

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中东的利益考量和政策实践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没有超出美国政府的政策框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致使美国国内政治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考量、政策实践、国际形象等方面遭受明显冲击。

第一，新一轮冲突迫使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注意力。新一轮冲突爆发前，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已经明显从中东地区转移到所谓的“印太地区”，其注意力集中于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新一轮冲突爆发后，美国不得不对中东地区重新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在客观上分散了美国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资源和能力，使其必须同时应对两场危机。然而，从较长的历史进程来看，自奥巴马（Barack H. Obama）政府时期以来，中东乱局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牵制作用下降，已经无法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总体方向。始于2011年的阿拉伯国家大乱局未能阻挡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进程，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把中国当作“首要战略竞争者”而加紧推进相关战略和政策，拜登政府则坚决从原本被纳入“大中东”地区的阿富汗撤离。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拜登政府反复权衡，力图把美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战略谋划统筹起来，把应对俄罗斯和应对中国统筹起来。如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只是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外交统筹难度，而难以改变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大方向。当前，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巴以冲突当作一场危机来处理，并不代表美国对外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向。

第二，新一轮巴以冲突使得美国的中东政策遭遇挫折。美国原本希望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以便其进一步减少对该地区的资源投放。然而，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不仅未得以缓和，反而升级，而且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美国一直积极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然而新一轮冲突爆发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都不得不停止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阿拉伯国家广大民众强烈的“反以情绪”使得关系和解进程无法推进。之前美国与伊朗也在寻求改善两国关系，包括美国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以换取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等，而新一轮冲突爆发使得美伊双边关系缓和进程中断，而且可能进一步恶化。新一轮冲突的爆发表明，反对以色列的武装力量仍然有能力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使得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关切——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动摇，其给美国中东政策带来的冲击可能更大。

第三，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影响，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维护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国际形象。新一轮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迅速增加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表示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这将再度强化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形象。新一轮冲突明显不符合美国的中东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而且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采取军事行动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遭到国际社会广泛而强烈的批评，使得美国不得不兼顾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的正义主张。拜登政府为了维护美国所谓捍卫“民主”“人权”的国际形象，防止在国际舆论上遭到更多指责和更大压力，不得不对以色列施压，阻止加沙地带的战火继续蔓延，防止人道主义灾难持续加重。这使得美以之间的利益分歧明显扩大。实际上美国也难以控制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行动，拜登政府之前就对以色列不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等做法心存不满，两国的利益分歧早有显现。在美以关系史上，两国之间由于所处国际和地区地位的差异而导致的利益分歧不时显现。如今，由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再度直接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地区利益，拜登政府只能在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压，以避免美国利益遭受更大损害。2023年11月1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712号决议，呼吁在整个加沙地带实行紧急人道主义暂停、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这是在考虑各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外交进展。

第四，新一轮冲突加剧了美国国内分裂，导致社会氛围更加紧张。犹太集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主要体现在政界、商界和舆论界。在信息化的今天，普通民众能够充分表达观点，其对巴以冲突的看法明显不同于所谓的“精英”。特别是活跃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更多地支持和同情巴勒斯坦人，这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已存在的、因其他问题而造成的社会撕裂，限制拜登政府处理巴以冲突的政策调整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困局更为严重。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文章转自“国际经济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