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来看，2023年应是南海形势再次面临由“趋稳向好”向“生乱生变”转折的分水岭。展望2024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南海形势走向可能会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且令人不安的新特征。这主要是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塑造中国周边环境的战略推进，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的单边侵权行动增多和手段翻新，“南海行为准则”（下称“准则”）磋商完成前的“窗口期”加速关闭等因素叠加作用所致。

第一，美国“选边站”的南海政策及其怂恿甚至主导的南海军事化动向，将是影响南海形势演变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在南海及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的遏制开始从外交博弈、舆论与认知战、法律战层面，进一步向安全、军事以及执法和海上行动领域转移，并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战略性、结构性和对抗性特征。2020年7月13日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南海政策声明标志着美国向国际社会公开宣示，放弃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不持立场”（即保持中立）的南海政策。美方当前在南海的政策和行动只奉行一个逻辑，即支持任何一个国家针对中国的侵权和挑衅性行为，反对或抹黑中国在南海的一切行为举措。默认甚至支持菲律宾在仁爱礁和黄岩岛背信弃义的挑衅行动及越南岛礁扩建等侵权行为，既证实了美国“选边站”的南海政策，也预示着未来美国会继续操弄“代理人”伎俩。另外，加快在菲律宾建设军事基地群和部署力量，推进“美菲+”和“美菲日+”等以南海为中心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安排，尤其是所谓的“联合巡逻”行动和海岸警卫队“联合执法”，这些都将是美国试图以军事手段重塑南海战略环境的“组合拳”。

第二，声索国的侵权多样化、常态化和长期化将是中国在南海维权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菲、越、马的南海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岛礁扩建、固化岛礁占领和争议区油气开发等。越南对非法侵占岛礁的扩建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十分罕见。菲律宾把美国南海政策调整、美菲同盟进一步巩固和中国致力于推进“准则”磋商视为其固化对仁爱礁实际控制和军事占领的“窗口期”，频繁挑起仁爱礁事端，引发南海局势再度升温。

第三，“美国因素”和“南海因素”将使马科斯政府时期的中菲关系更趋复杂和艰难。马科斯政府上台一年多来，菲美关系全面恢复并加强，两国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远超阿基诺三世和杜特尔特时期。而从马科斯的家族背景、部分内阁要员的“亲美”倾向以及决策团队对外政策取向等因素综合分析，寄希望于马科斯政府未来短时间内回归正轨似乎不太现实，保持中菲关系友好稳定和以谈判磋商方式管控中菲南海争议等面临诸多挑战。

第四，“准则”磋商进入没有“浮标”的深水区，有关各方越来越难以“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去年7月，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确定3年完成“准则”磋商的新目标，但磋商过程中涉及域内域外利益攸关方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尤其当磋商涉及“准则”的性质、适用范围、第三方利益、其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关系、执行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地位等议题时，试图让中国和东盟十国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南海认知战和话语权争夺将成为各方较量的新焦点。随着南海海上形势再度趋紧，中国与域内外国家围绕“南海争议的实质”“谁是南海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合法性”“谁在南海搞军事化”“仲裁裁决的拘束力”等问题的交锋，料将成为新一轮南海话语叙事构建主导权争夺战的焦点。

面对南海形势的新特点、新挑战、新任务，中国既要有为南海地区安全和稳定注入动力、贡献中国方案的智慧与耐心，也要能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为目标、以捍卫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的能力建设为导向，以新思维、新手段应对侵蚀中国南海权利和主张的各种挑衅行为，对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破坏“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气氛的搅局乱象及时出手，必要时敢于亮剑。本世纪以来南海形势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南海的长治久安仅靠中国单方面的克制与忍让是无法实现的。

（作者为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