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月3日14时55分与15时15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朗克尔曼市举行的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遇袭身亡四周年活动上制造了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致使至少10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该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也是“伊斯兰国”在伊朗境内成功实施的第五起恐怖行动。惨案发生后，伊朗最高决策层宣称“伊斯兰国”只是实施恐袭的“双手”，而“大脑”则是以色列和美国。这一表态使国际社会对伊朗直接卷入本轮巴以冲突，进而引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产生担忧。而此前为报复并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被认为由伊朗支持的地区什叶派武装组织，如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国民防卫军、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和也门胡塞武装，已在黎巴嫩和也门分别对以色列本土及途径红海的船只发动袭击，并频繁袭击美国在叙伊境内的军事基地，导致地区安全形势趋于紧张。

那么，克尔曼连环爆炸惨案是否会成为地区战争的导火索？

一开始便定性为恐怖袭击

克尔曼连环爆炸惨案发生后，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不断加深外界对其直接卷入地区冲突并使地区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的担忧。例如，1月11日，为报复2023年5月美军在马六甲海峡强行扣押载有伊朗原油的“苏伊士·拉詹”号油轮并侵占其15万吨原油的行为，伊朗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域扣押了装有美国14.5万吨原油的“圣尼古拉斯”号油轮。同日，胡塞武装也向红海附近的亚丁湾航道发射了一枚反舰导弹。作为回应，美英军队在1月12日凌晨发动了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空袭，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国首次对也门武装组织进行打击。美英军队的空袭并未换来胡塞武装的退让，后者称将打击“美英的所有利益存在”，并在14日向美国在红海的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红海安全局势不断恶化。1月15日夜间，为报复美以策划克尔曼恐袭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驻处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并向叙利亚伊德利卜的“伊斯兰国”武装及其北部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发射了共13枚弹道导弹。1月16日晚，为报复俾路支斯坦逊尼派恐怖组织“正义军”1月10日对伊朗拉斯克警察局的袭击，伊朗还对“正义军”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境内的两个据点展开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然而，其实在1月4日晚“伊斯兰国”声明对克尔曼惨案负责之前，伊朗官方就已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该国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根据作案方式推断可能是“伊斯兰国”所为。也就是说，伊朗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惨案发生的直接责任归结到美以两国。1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表态中明确区分了惨案的直接实施者和策划者，他表示：“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双手，及导致他们犯下这一邪恶罪行的腐朽大脑，今后都将成为镇压和正义惩罚的对象”，其中“双手”暗指直接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而“腐朽大脑”则暗指以色列和美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与负责海外行动的圣城军司令伊斯梅尔·卡尼也在同日的表态中响应了最高领袖的观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次日的官方声明中甚至没有提及美以，而是直接表示“克尔曼惨案是恐怖主义行为，旨在增加伊朗国内的不安全感”。

伊朗最高决策层对如何在本轮巴以冲突不断产生外溢影响的情况下做出回应表现得非常谨慎，并未冲动地将美以列为报复对象。1月4日，作为伊朗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高机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美以是否牵涉其中及惩罚凶手的方式。从时间上来看，伊朗在克尔曼惨案发生12天后才实施报复，这也表明伊朗采取的报复措施经过了深思熟虑。从最初就将惨案定义为恐袭，到在应对上表现出的审慎与克制，说明伊朗决策层并不追求激化地区紧张局势，更不想直接卷入巴以冲突。因为若是伊朗有此意愿，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惨案的责任归结到以色列身上并对其展开报复。

引诱伊朗挑起战争？

伊朗决策层之所以表现出审慎与克制，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其怀疑美以是惨案的幕后指挥，而引诱伊朗主动挑起战争是他们的重要目的。1月8日，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声的“努尔新闻”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暗战》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方面不能相信地区情报机构，尤其是不能相信摩萨德事先对克尔曼恐袭行动毫不知情，也不能排除恐袭行动就是在地区和国际情报机构支持下展开的可能。一是发动如此规模的恐袭需要广大的地区网络支持，至少包括资金、运输与通信网络。即便假设“伊斯兰国”拥有这样的网络，其运行也不可能毫无信息泄漏。因此，作为地区老牌情报组织的摩萨德不可能对此次恐袭一无所知。二是基于此前披露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事件与前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表态，伊朗相信“伊斯兰国”是美国和地区情报组织的雇佣兵。文章强调“摩萨德的目的是通过暗战刺激伊朗公众神经，引诱伊朗主动挑起战争”，并呼吁伊朗“不应受情绪左右卷入敌人想要的战争”。

伊朗议长加里巴夫1月8日在议会的表态也部分呼应了上述观点，他认为恐怖分子背后的雇主是以色列和美国，恐袭的目的是在伊朗社会中制造恐怖心理，而这一目的已经被伊朗民众挫败。这种“恐袭本身意味着敌人失败”的叙事在伊朗总统莱希、圣城军司令卡尼的公开表态中也有体现，其目的可能是为伊朗在采取报复行动的时间和方式上争取灵活性，避免本国在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要求和外部煽动下迅速卷入与美以的直接对抗。

巨大的安全压力

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逐步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以来，伊朗维护国内安全的压力大幅增加。除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侦查间谍破坏活动、防范恐怖组织渗透、应对网络攻击与管理日益增多的阿富汗难民外，还要应对日益频繁的社会运动，伊朗安全力量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在伊朗的活动日益频繁并成功在克尔曼惨案发生前制造了三起恐袭事件。2017年7月5日，“伊斯兰国”对德黑兰议会和伊玛目霍梅尼陵发动恐袭，造成17人死亡，52人受伤；2022年10月对位于设拉子的什叶派“光明之王”圣陵发动恐袭，造成13人死亡，三人受伤；2023年8月13日，“伊斯兰国”再次对“光明之王”圣陵发动恐袭，造成两人死亡、七人受伤。在克尔曼惨案发生前不久，安全部门在克尔曼省曾搜查出16枚炸弹，还逮捕了23名准备进行自杀式袭击的“伊斯兰国”成员。

面对境内急剧增加的“伊斯兰国”活动，苏莱曼尼遇袭身亡周年纪念活动指挥部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两个安保委员会来讨论活动的安防部署。据克尔曼检察官马赫迪·巴赫什称，指挥部加强了克尔曼纪念活动的安保力量，除警察、革命卫队和情报部门人员外，军队也参与了安防工作，使用了无人机和热成像仪等先进设备。正是因为安防部署如此强力，导致制造惨案的自杀式袭击者无法进入陵园内，只能在陵园外数百米处引爆炸弹。

尽管如此，大量的人员伤亡，恐袭指挥者在恐袭前离境，官方在伤亡数据和恐袭实施方式说法上的频繁调整，使伊朗安全情报部门在公众眼中呈现出安保能力漏洞百出的形象，提升了恐怖组织和反叛势力在伊朗境内开展行动的信心。例如“伊斯兰国”在声明中便称将在伊朗展开更多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伊朗决策层无意挑起地区战争，但考虑到国内安全挑战进一步增加的风险，伊朗政府也需要通过高调报复来强化对恐怖组织和境内反叛运动的威慑力，这可能也是伊朗在惨案发生后通过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报复的重要原因。

有限的报复

然而，虽然伊朗在报复手段和打击目标的选择上颇具冒险性，但其在对报复行动破坏力的追求上却展现出了克制。从1月16日夜间伊朗向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发射的11枚弹道导弹的打击目标来看，除射向摩萨德驻地外，还射向了美国领事馆周边的八处地点，极具挑衅意味。但是，从结果上看，此轮袭击并未造成美国人员和财产损伤，也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员伤亡。这不禁令人联想到2020年1月8日伊朗报复美军杀害苏莱曼尼的行动，当时伊朗向美国在伊拉克境内的两个军事基地共发射了22枚弹道导弹，也未造成美国的人员伤亡。据事后美国披露，伊朗在袭击前曾向美国透露行动的相关信息。此次伊朗在报复行动中再次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表明，伊朗报复的目的并非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或挑起地区战争，而是通过展现其“睚眦必报”的决心来强化对境内外安全威胁的威慑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