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deter）一词是核时代的经典产物。在国际政治领域，威慑思想虽然早已有之，但并未引起战略研究者的重视。直至原子武器问世后，各国决策层逐渐认识到核威慑战略对于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作为第一代核战略家的伯纳德·布罗迪在1946年《绝对武器》一书中对热核武器的政策后果进行了深度思考和分析，认为核武器的不可防御和被核打击后的难以恢复使其成为制约大国战争行为的关键，核威慑理论在这个阶段初现雏形，逐渐成为日后美国乃至国际政治中进行战略决策和力量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军事战略基本是围绕确保相互摧毁有效性和提升政策宣示可信度的逻辑展开。一般来说，当被威慑方感到结果得不偿失或过程难度太大时，主动放弃相关潜在准备或停止当前行动则威慑逻辑生效。基辛格也将其归纳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能够意识到前面两点这三个因素的综合，成为现代威慑理论成熟的标志。随着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和威慑实践的不断丰富，单一核威慑灵活性不足的缺点逐渐暴露。面对不同类型和烈度的冲突，常规力量突袭、全域覆盖打击、新兴技术融入等威慑思路不断涌现，威慑理论的视域范围和研究深度逐渐跳脱出“核”的限制，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产生新的变化。

进入核时代后“纯威慑”理论的诞生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与之一同诞生的还有核威慑理论。与西方传统威慑思想不同的是，现代威慑理论是建立在核武器强大的毁伤能力基础之上，特别是热核武器（即氢弹）的出现将核武器的理论当量提高至无限。面对技术的突破，美国战略家开始思考核武器直接用于战争是否还能实现既定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当时苏联即将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托马斯·谢林、伯纳德·布罗迪、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等战略研究者提出将核武器用作慑止战争、吓阻潜在进攻者以及保持战略稳定，避免核武器的无序扩散和实战风险对于世界的文明灾难。这一时期“纯威慑”理论有三种主要观点。

核武器只能用于防御，进攻性核政策最终将是弊大于利。核武器的特性决定其必须被谨慎使用甚至是禁止使用，其存在本身就是作用发挥的最大意义，对于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将触犯核禁忌，这对于自由民主的国际秩序会形成极大破坏。

有序核扩散可以形成相互威慑的效果。从国际体系结构层面来看，单个国家拥核的弊端可以通过积极支持其他国家发展合理核能力来消除。在现代国际关系大师肯尼斯·华尔兹眼中，拥核国家自然会被体系力量约束相关战略行为，最终形成整体层面的自我慑止。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不应将核优势作为目标。在纯威慑理论中，可靠的二次反击能力是决定威慑有效性的关键因素，理性决策者无法在自身会遭受确定性报复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核打击。因此，数量巨大的核武库和不同类型的投射手段无法增加己方安全利益和政治优势。在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认为“理智的人们不会选择共同毁灭”；核背景下“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实际上，赫鲁晓夫的判断否定了通过核战争达成政治目的的逻辑。同时，英法两国对于本国当时孱弱的核能力有共同的认知，宣告攻势核政策很容易遭受对手针对核设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相关劣势面临被进一步放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在核武器横空出世和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各国对于核武器的观点都是偏向防御和自卫的“纯威慑”。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都比较审慎，一致认为核武器的理论使用门槛极高，过程的复杂性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安全收益。

美苏争霸中实战威慑理论的影响

1955年5月14日，华沙组织成立，美苏争霸的两极结构正式形成。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美苏两国的核能力发生明显变化，可用于实战的可靠核武器增多。相比于其他拥核国家，美苏两国核武器在该阶段的保有数量和规划数量均呈现指数级增长。艾森豪威尔坚持在全面对抗苏联的过程中使用核武器，同时强调废除对核武器的使用禁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支持以进攻性核打击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苏联这一时期的“恐怖和平论”也要求将核威慑建立在强大实力基础上，并开始重点发展火箭核武器。随着核政策中实战要素的凸显，相关研究的目光也逐渐转向实战威慑。在当时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实战威慑的思路在决策层面展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主要体现有三点。

实战威慑理论催生战术核武器的迅速发展，使得核门槛不断降低。冷战中期，美国盟友面临着被苏联常规入侵的巨大压力。在实战威慑理论的指导下，部署战术核武器可以有效杀伤苏联的地面部队，遏制其在西欧平原的快速突破。实战威慑认为核武器只是常规战争的延伸，控制战争进程的关键手段，决策者不应在道德层面过度纠结，毕竟只要是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此背景下，北约部署超过20种战术核武器，包括阻止地面部队推进的核地雷和核大炮，相应的指挥控制权限也被下放。不少观点认为这将导致误判和误射的概率增加，大国间发生意外核战争终将不可避免，使得原本复杂的战争局面更加混乱。

实战威慑理论提出核战争可控的观点，使得决策者意识到核战结局不一定是双输。一般来说，实战和威慑是相互矛盾的，实战的发生则意味着威慑的失效，而核实战必然是两败俱伤没有赢家。实战威慑理论则认为以战术性的核打击或局部核毁伤来震慑对手能够避免更大的核对射，特别是在某些敏感节点对核手段的果断使用能够提供报复承诺的可信度，从而形成以“小战”遏制“大战”的威慑有效性。在美国著名核战略学家赫尔曼·康恩的代表作《论逐步升级：比喻和假想情景》中，列举了有限核战争的44个阶梯，其中第15个才是使用核武器，这表明有限核战争是有可能的。在此背景下，具备核优势一方可以通过控制战争进程来改变最终结局，实现“你输我赢”的效果。

在实战威慑理论影响下，维持庞大核武库和发展先进投射手段成为必然趋势。有种观点认为实战威慑是对美苏两国发展核能力争霸世界的滞后性解释，但从实践层面看实战威慑的思路引领着两国的核军力建设和核政策走向。美苏两国在没有政策沟通的情况下，都将洲际投射能力和指挥控制系统作为升级的主要方向，并同步增加核武器数量和丰富核武器种类，抢占实战的先发优势。美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提出的“麦克纳马拉标准”成为该时期核军力建设的关键指标，即杀伤25%的人口、摧毁60%的工业能力。可见，核领域先发优势产生的心理惯性使得美苏两国长期维持着“持续下注”的建设思路，实战威慑成为过剩军力建设的必然选择。虽然实战威慑的说法一经提出就备受争议，核战争到底有没有赢家的讨论长期困扰美国战略界，时至今日美俄两国也仍未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但最终从实践动向来看，实战威慑在争议中主导了两个超级核大国政策走向，实战优势乃至实战制胜成为“霸权威慑”的注脚。

盟友体系中延伸威慑的形成

1975年2月，美国政府批准了防止韩国发展核武器的三项政策，延伸威慑战略正式从幕后走向台前。在美国核武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自身巨大的核优势变现一直是战略决策者关注的重点。自北约成立后，利用核情报共享、核指挥磋商、核武器部署等机制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控制盟友自身发展核武器的冲动。同时，延伸威慑中前沿部署和牵连效应这类明确的昂贵信号释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自身承诺的可信度。延伸威慑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初期作为实战威慑的能力溢出。从源头上来说，美国核战略首先保证的是美国本土安全，在罗伯特·阿特所著的《美国大战略》一书中本土安全被定义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由此可见，在超额发展核能力阶段的目标指向是不够清晰的，为盟友提供核保护更多是联盟机制调动下能力向外溢出的被动选择，而不是美国核能力发展既定目标。

中期成为讹诈对手的重要工具。托马斯·谢林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盟友阻止苏联的军事进攻，而是通过制造核战争风险来进行讹诈，从而增加对苏联的控制力。在此背景下，盟友成为拥核的“人质”，随时准备充当美苏争霸的牺牲品。北约在这一时期举行的一场名为“全权代理”的军事演习显示，一旦东西方发生战争，德国而不是美苏将会成为双方核打击的首要目标。

后期构成控制盟友的关键手段。冷战末期苏联威胁逐渐减弱，盟友中借此机会独立拥核的呼声日益高涨。为约束盟友的“核自助”行为，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方式降低核扩散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自身能够“以核制霸”。艾森豪威尔对此问题曾有过精彩的论述：美国的延伸威慑战略是为了控制无核国家让其消除拥核的想法，因为一旦它们独立行动反而更加危险。延伸威慑作为核大国过剩核能力的副产物，在冷战时期美苏的核战略决策思路中均有体现。苏联曾在七个国家和地区部署过核武器，部署地点以中东欧地区为主，加上蒙古国和古巴。英国也曾将其核武器部署在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虽然延伸威慑的“绊线作用”使得报复可信度增加，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明确表示过若部署于盟国的核武器遭受打击，则等同于自身领土遭袭，但是随着延伸威慑的不断“延伸”，对于盟友而言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逐渐下降的，毕竟在任何一个决策者眼中为小国利益牺牲大国安全都是非理性的。

反导能力的发展与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性

1983年3月23日，美国时任总统里根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图打造更有效的反导系统。冷战后期，苏联由攻转守，进入全面的战略收缩，在热点地区与美国的角力均处于下风，核威慑成为苏联这一时期大而不倒的关键。美国为加速苏联的衰落，剥夺其最后的心理优势，不断强化反导能力破坏两国间脆弱的核平衡，为单极结构中绝对优势的形成提供前期铺垫。战略稳定性理论认为，大国间的战略稳定是由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构成。反导能力对于大国间战略稳定性的影响有三点。

先发制人的核政策更受青睐，降低危机稳定性。在有效的核威慑背景下，遭受首次核打击的国家可以通过可靠的二次核反击对敌人施加不可承受的伤害，确保相互摧毁（即著名的MAD机制），从而慑止敌人先发制人的冲动。当可靠的二次核反击能力受到对手反导系统的削弱时，决策者更容易在战争症候出现时进行抢先发射确保自身核能力的毁伤效果最大化。在此逻辑下，反导系统改变了先发和后发间的风险差距，使得战略不稳定性增加，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大。

容易诱发新的军备竞赛，破坏军备竞赛稳定性。反导能力的关键是天基预警系统的建设，星球大战计划的本质是美国通过太空竞争，拖垮苏联经济。反导能力建设具有不透明性，当决策层陷入对该领域先行者持续的战略焦虑时，其军事战略囿于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增大。特别是，军备竞赛开始后螺旋式上升的战略压力更容易挤压经济部门的发展空间，使得国防建设成为无水之源。

形成巨大的政策惯性。既有矛又有盾对于国家安全建设的诱惑始终是巨大的，2019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布新版《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提出将大力扩展导弹防御系统，这份报告被称作“星球大战”2.0版。世界上各军事大国对于反导能力的追求也从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特别是俄罗斯、日本、以色列等国不断跟进强化战略反导能力，探索一体化防空反导指挥控制系统。由此可见，战略稳定性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围绕保证可靠核报复能力展开的，反导系统的出现生硬地打破了这种平衡，追求更锋利的矛（即突防能力）还是建设更坚固的盾（即反导能力）成为如今决策者眼中的循环悖论。美国在该领域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潘多拉魔盒”。

信息时代常规威慑理论的回归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动的几场战争中展现出强大的常规军事实力，使得不少学者开始思考一个国家威慑能力是否完全由核实力构成？似乎在常规战争中给对手累积造成毁灭性打击的能力同样可以形成有效的威慑。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常规威慑论》中认为，常规威慑与核威慑并没有本质不同，其作为政策工具服务于政治的效果是一致的。常规威慑重新回归到战略研究者的视野中，现代核威慑理论的物质基础也从保证全面摧毁的核武器扩展到精确毁瘫体系的常规军事实力。与核武器相比，常规威慑在技术不断发展累积中达到“奇点”，其可信度来源有三点。

以常规军事力量之间的代差构建降维打击能力。美国在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阿富汗战争中展示出的高技术信息战争能力颠覆了国际社会对于战争形态的认知，“少打多”“快打慢”“低伤亡”成为新的现实。先进的作战装备和高效的作战理论彻底改变对手在整体上面对战争的脆弱性，呈现出代差越大代价越大的趋势，从而实现通过常规手段上的降维打击提升己方施加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保证遏制潜在进攻者的常规进攻。

常规作战行动增加决心的真实性。对于被威慑对象而言，当使用核武器的决心被看作是虚张声势的举动时核威慑难以生效。常规威慑可以通过有限惩戒行动来证明自身报复决心，其可操作性带来的优势使其在敏感时刻比核威慑更可信。

常规威慑布局可实现过程控制和程度区别。核威慑只存在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不存在比较有效和比较无效的程度区别，上一阶段的核威慑布势对于下一阶段的核威慑组织是没有贡献的，甚至在失效的情况下会产生负作用。常规威慑则可以通过定制化的力量布局来实现分层威慑的效果，当静态的力量展示未慑止敌人进攻时，相关准备可立即转化为动态的军事压制，成为第二阶段的有效威慑。常规威慑阶梯式升级的过程使其具备核威慑不可比拟的灵活性，特别是现代军事技术的加持下，使得“全球快速打击”“全域精确毁伤”等作战概念具备相当程度的可信性。在体系作战成为大趋势的背景下，面对对手具备毁瘫体系的常规作战能力时，潜在进攻者的成本收益计算将更加复杂，威慑成功的概率增加。

大国竞争时代的新兴技术威慑理论

2010年3月，震网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的事件为威慑理论向新兴领域延伸提供了新的契机。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兴技术对于传统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美国在近十年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多次强调将威慑思想融入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确保自身优势不被挑战。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网络威慑、太空威慑、人工智能威慑等新理论层出不穷，将自身特有优势影响力最大化的特点十分明显。究其本质，各国决策者都想跳出传统军事竞争的路径，在新兴领域构建非对称威慑实现“换道超车”。在此背景下，现阶段新兴技术威慑主要特点和未来趋势有三点。

新兴技术威慑是一个仍在发展的概念。新兴技术军事化带来的威慑效果在于非对称性，即对于敌人关键环节或者薄弱部位造成致命性伤害的能力，无论是网络、太空还是人工智能其威慑有效性的底层逻辑都是不变的。虽然该问题在现阶段不存在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有效性评价框架，但实践中频繁的运用已经证明其合理性。

新兴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固有的脆弱性状态。信息时代中的国家行为体和社会环境的脆弱性是增加的，先进的网络化体系在遭受攻击时损失更大。在新兴领域的日常互动中，大国相比于小国的行为成本更高、损失预期更大、风险承担更弱，两者的脆弱性比较与核时代明显不同。有学者认为正是全球化趋势下新兴领域日常互动带来的相互依赖使得相互威慑成为可能，特别是军事实力较弱的国家能够通过发展诸如网络攻击能力、无人作战装备等非对称手段来威慑军事大国。

新兴技术的威慑效果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家实力这个基础。现有研究对于新兴技术的威慑效果存在过度美化的倾向，包括美国初代网络威慑战略也存在全域威慑的思路，这与政策实践和客观事实存在偏差。当两国综合实力差距过于悬殊时，新兴技术带来的非对称威慑优势是不可信的。特别是，新兴技术在现阶段仍以对既有军事手段进行赋能来提升威慑效果，完全脱离先前物质基础发挥独立威慑作用的行动路径可能难以奏效。由此可见，新兴技术威慑只有建立在强大实力基础上，日常的战略互动才有助于特定能力和关键决心的展示，否则缺乏可靠实力这个决定性因素，战略威慑将成为战略欺骗，效果的稳定性难以保证。

对新兴技术威慑的实践和研究方兴未艾，其出现丰富了现代威慑理论的形成机理和行动路径，扩展了战略威慑有效性的覆盖范围，为核威慑理论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崭新的思考空间。正如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阐述“综合威慑”思想时所强调的，美国要充分利用新军事革命技术优势，从更高维度、更广阔范围建立主要针对竞争对手的新威慑体系和威慑能力。

（作者贺雪峰、谢文涛为美国军事研究人员，文章转自2023年10期《军事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