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7日，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与李强总理分别会见了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2023年是中国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二十周年，本次会晤也是疫情以来的首次中国—欧盟领导人线下会晤。时机重要，意义非凡。

三大背景

本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有三大背景。

其一，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释放了缓和信号，对中欧关系起到调动作用。鉴于在今年10月、11月，美欧、中美峰会已分别先行举行，中欧峰会“排在年终岁尾”这一时间设置本身就蕴含深意。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晤，为不确定性凸显的世界注入一丝确定性。中美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美止跌回稳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向健康稳定方向前进。除此之外，明年的美国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及随之而来的欧盟机构换届，也是欧洲必须正视的“变量”。

其二，“双冲突”严重破坏欧洲周边安全，持续造成内部撕裂。当前，延烧近两年的乌克兰危机未见止戈信号，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更持续满两个月。立志成为“安全供应者”的欧盟，自身周边安全环境却面临冷战结束后最严峻的局面。“双冲突”影响也不断外溢，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稳定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在俄乌、巴以问题上，欧洲正在陷入严重分裂，甚至影响到了年末的欧盟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原计划在本次领导人会晤后访问上海，但为了赶在欧盟峰会前尽力弥合内部分歧，米歇尔不得不取消上海之行，返回欧洲“救火”。因此，“稳定”成为欧盟2023年最期盼的关键词，也是欧洲对中国当前的核心诉求之一。

其三，欧盟提出并推动对华“去风险”战略，但存在一定阻力。4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战略，试图引领欧盟对华政策方向。其后，欧盟在“去风险”的旗号下，对华强硬动作频出，颇为罕见。但是，欧盟对华“去风险”面临较大阻力。欧洲不少官员和智库都对“去风险”表示担忧，认为“去风险战略反而会增加风险”。同时，欧盟将产供应链“多元化”作为“去风险”的主要抓手，但欧盟目前的“多元化”进展不很顺利。11月，葡萄牙锂矿、氢能源项目被曝涉嫌腐败，葡萄牙总理科斯塔因此辞职，这对欧盟实现“原材料自主”的进程无疑是一个打击。同时，虽然欧盟在全球范围内大力结交“关键原材料伙伴”，但因分歧突出，与澳大利亚、南方共同市场的自贸协定谈判已陷入僵局。

三大信号

在此背景下，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正当其时，释放了三大积极信号。

一是沟通的信号。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欧关系历经了一段波动起伏，但双方沟通交流的意愿仍然强烈。冯德莱恩提出的“去风险”战略不只包含关注度较高的“经济去风险”，也包含有“外交去风险”的维度，即通过沟通交流减少中欧战略误解误判。而关于本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欧洲舆论也普遍认为，“信任应通过密切联系构建”，“会晤本身即是重要成果”。

事实上，2022年12月以来，中欧官方交往已展现出较明显的回暖态势。算上本次领导人会晤，欧盟的“双主席”近一年时间内各访华两次，频次较高。而下半年以来，中欧在环境与气候、数字、渔业、海洋综合管理、经贸、战略、能源等领域高层或高级别对话相继开展。中欧双方还同意在2024年重启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由此可见，沟通和理解才是“去风险”的正途，中欧在这个问题上均有认识。

二是稳定的信号。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稳定不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也是中欧最大的利益交汇点之一。在“双冲突”持续恶化欧洲安全形势、欧洲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的背景下，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对欧重要性更为凸显。因此，在双主席访华前，欧洲理事会已表示“这次峰会将是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欧关系的机会”。冯德莱恩也称，当中欧利益不一致时，需要“负责任地管理分歧”。

中欧关系的稳定不仅具有双边意义，更具世界意义。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为发展提供更多推动力，是利益，更是责任。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三是合作的信号。经贸关系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每日23亿欧元的进出口贸易额是欧盟政要来华“必引的数据”。中欧双向投资也相当强劲。据欧盟中国商会介绍，欧盟市场是中企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存量最高的目的地。

本次会晤中，领导人高度肯定中欧合作的重要意义，承诺在气变、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全球健康、粮食、金融监管、地区稳定、多边主义等领域加强合作，合作清单“越拉越长”。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要多做加法，以更深入、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冯德莱恩也表示，中欧拥有重大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地缘利益，直接关乎双方的繁荣和安全，她一年内二访中国，这体现了欧盟对中欧合作的充分重视。

三方面努力

行胜于言。中欧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向好态势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具体而言，欧方需在三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看待中欧贸易关系应符合“贸易逻辑”。近期，欧方频繁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欧方应对贸易问题有客观认知。中欧贸易关系并不遵循“中国得利则欧盟受损”的“零和逻辑”，而更多遵循的是“中欧共同获益”的“贸易逻辑”。中国对欧顺差产生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欧企享有，中国商品也为完善欧洲市场结构、满足不同人群消费需求、缓解社会矛盾作出了贡献。正如李强总理指出，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安全化，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近年来，中国也已开始采取措施刺激内需，续推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签证便利条件等。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自身的发展质量，也为世界各国共享中国超大市场提供了便利，符合互利共赢的逻辑。

其二，欧洲应主动为双边关系“减负”。中欧作为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本应成为不确定性凸显的世界中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存在，本身并不存在战略性的矛盾与分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中欧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因素”影响较大，如美国因素、俄罗斯因素等。这无疑加重了中欧关系的负担，甚至可能会将中欧关系带离其本来的发展轨道，并不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以俄乌问题为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立场不同于欧洲。若欧洲执意用俄乌问题绑架对外政策，欧方的“朋友圈”可能会越走越小。“战略自主”是欧洲一体化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延伸，也是欧洲追求的重要长期目标。只有采取独立、不依附第三方的对华政策，让中欧关系回归中欧本身，欧洲才能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其三，对华“再定位”应依据中欧关系的“基本面”。欧盟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与对华“去风险、不脱钩”理念均具有高度模糊性，方便不同立场的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这一方面是欧洲内部对华立场差异的折射，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欧洲的内耗。欧方应当认识到，世界任何一对双边关系中都会存在合作面和竞争面，而双边关系的主要方面才是为双边关系定性的最主要尺度。无疑，合作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欧盟若要对华关系“再定位”，也应据此调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的，中欧双方应树立正确认知，“不能因为制度不同就视彼此为对手，不能因为出现竞争就减少合作，不能因为存在分歧就进行对抗”。此外，为双边关系多做加法有助于建立互信，减少双边不必要的猜忌与摩擦，避免对抗成为“自证的预言”。

（作者为现代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安全项目负责人，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