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德伊夫发布事先录制的讲话宣布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并表示已向以色列发射5000枚火箭弹“瞄准敌方阵地、机场和军事阵地”。包括经济重镇特拉维夫在内的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靠近加沙地带的多个以色列城镇上空传出爆炸声。随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该国进入“战争状态”，以国防军发起针对加沙地带武装组织的军事行动“铁剑”，并动员数万名预备役士兵。此后至今，巴以双方每天迅速上升的伤亡数字令世界惊愕，冲突、死亡、报复、仇恨、动荡、痛苦、无望等字眼再次将巴以冲突这一全球治理的难题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2000年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持以来，巴以关系长期锁定在和平进程僵持与局部冲突频发相交织的模式下，但此次巴以冲突在爆发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以往模式，并使国际社会在如何促使巴以双方停止暴力、结束冲突、重启和平进程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以色列面临两难困境

近年来，巴以冲突时有发生，如2008年、2012年、2014年与2021年双方曾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今年5月双方也在约旦河西岸发生冲突，但这些冲突最终都在可控范围内得到平息。此次冲突却把巴以冲突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对以色列而言，其国家安全、民族精神和社会心理均遭重创，该国的国家改革与重塑也面临重大考验。

此次巴以冲突令以色列蒙羞的是哈马斯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陆空立体袭击，而以色列情报安全、国防、军队等国家力量则出现系统性失灵，进而导致其在短时间内遭受了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最大单日伤亡，这也使其“国家安全神话”化为泡影。以色列驻法国大使拉斐尔·莫拉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预先得到哪怕一点情报，就会采取一系列反击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前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库斯则称，这对以色列来说是“珍珠港式”的时刻，“整个防御体系显然都未能为以色列平民提供必要的防御。”被称为“世界四大情报局”的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局前局长埃夫拉伊姆·哈勒维表示：“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火箭弹，也没有料到它们会像今天这么有效。”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指出，以方对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以至于未能预想到对方能精心策划实施这种级别的攻击。

更令以色列民众难以接受的是，此次冲突发生在以色列国内推行司法改革导致政治撕裂的背景下，民众将此次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政府、国防、情报等部门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懈怠。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在今年刚刚度过三年内举行五次大选的政治危机后，为加强政府权力，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内政外交的右翼化扫清障碍，被认为以色列“史上最右”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不顾反对于今年1月4日宣布司法改革计划并强推至今，导致以色列陷入严重政治分裂。《纽约时报》《以色列时报》等媒体多次形容司法改革导致了“以色列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

为报复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内塔尼亚胡政府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对哈马斯“宣战”，誓言彻底将其剿灭，并造成了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巴勒斯坦人伤亡。但在本质上以色列仍面临两难困境：从报复、打击乃至剿灭哈马斯的目的来看，以色列需采取大规模空袭、地面战争甚至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等举措；但随着冲突的升级乃至长期化，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将无法避免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甚至导致加沙地带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并使自身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

中东地区格局受到严重冲击

首先，此轮冲突已造成双方数十年未有的严重伤亡，并使巴以双方在短期内重回谈判困难重重。截至10月18日，此轮冲突已致双方超4900人死亡，上万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至少700名未成年人。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已使加沙地带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并面临断水、断电等生存困境。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表示，这片土地如今所有的叙事都围绕着“生存、别离和绝望”。毫无疑问，伴随着冲突的加剧，双方都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面对以色列复仇情绪高涨的巴勒斯坦，其处境或将更加艰难。自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和平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冲突的间歇，并使巴以双方的仇恨心理与日俱增。此次大规模冲突恐将进一步加深双方的仇恨心理，国际社会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任务难度也将更加艰巨。

其次，巴以冲突向周边地区外溢风险不断上升，美国为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威慑等火上浇油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袭击后，真主党军事组织“黎巴嫩伊斯兰抵抗组织”多次向以军阵地发射火箭弹和炮弹，以军则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连日来，黎以边境地带炮火不断，以色列和真主党互有伤亡。以色列及其盟友美国均警告真主党勿在巴以冲突之际开辟“第二战线”。1982年和2006年，以色列曾两次入侵黎巴嫩，其直接打击目标均为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积怨甚深，双方冲突仍有扩大升级的风险。

此外，由于以色列认为此次袭击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长期谋划的结果，认定伊朗和真主党在资金、训练、策划等方面为哈马斯提供了大力支持，进而导致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更趋紧张。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以色列曾多次以打击伊朗、真主党在叙境内的目标为名对叙进行空袭。就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的10月5日，叙中部霍姆斯军事学院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近130人死亡，这是近两年来叙利亚政府军遭受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叙认为该事件为以色列等国支持的“恐怖组织”所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叙利亚、伊朗均表示支持哈马斯，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自我防卫，是巴勒斯坦人长期受到以色列的压迫所致。与此同时，为支持以色列并对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震慑，10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美国正向以色列附近区域派遣包括航母在内的多艘军舰及多架战机。10月10日，正在地中海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杰拉尔德·R·福特”号航母战斗群抵达靠近以色列的地中海东部，该战斗群还包括随行的一艘导弹巡洋舰和四艘导弹驱逐舰。10月12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机场进行空袭，局势进一步紧张。

最后，此轮冲突导致域内外国家矛盾加剧，并对近三年来之不易的地区“和解潮”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此轮冲突爆发后，美国、欧洲一边倒地对哈马斯予以谴责，美国甚至对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阿拉伯国家集体谴责哈马斯，但遭到了沙特的拒绝。俄罗斯则批评美国使冲突升级的做法。美俄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显然存在明显分歧。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对巴以冲突的立场也存在明显分歧。伊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组织公开发声支持哈马斯；沙特等多数阿拉伯国家则呼吁双方尽快实现停火，埃及、约旦等周边国家在呼吁尽快停火的同时更强调外交斡旋的急迫性；土耳其在此次冲突中相对过去采取了较为平衡的立场，但伴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升级，其批评以色列的调门明显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冲突无疑将中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进程也会受到制约。

百年冲突的惨痛历史教训

在持续百余年的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中，巴以双方以及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曾推动埃及与以色列在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的美国总统卡特，早在2006年就在其所著《牢墙内的巴勒斯坦》中指出了巴以冲突的悲剧性所在：“中东地区的仇恨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各方自尊心非常强烈”“今天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体内流动着的仍是上帝选民之父亚伯拉罕的血液，为争夺这位中东尊崇的族长的嫡系地位，各方不惜血溅圣地。迄今牺牲的生命不计其数。地上的血仍向耶和华哀告——苦苦渴求着和平”。巴以冲突为世人留下了太多历史教训，也昭示出这一世纪冲突的复杂根源。

首先，殖民主义的历史遗产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十分脆弱，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操纵与干涉又进一步破坏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众所周知，近代英国殖民主义是巴勒斯坦问题形成的深刻历史根源，1917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导致阿拉伯—犹太矛盾产生。随后，1920～1947年，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但其统治的失败直接导致巴勒斯坦问题失控。英国在支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把问题移交给当时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后者在1947年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阿以矛盾随之激化，并导致了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战争中进一步占领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

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曾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对以色列的偏袒始终存在。在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更加突出。特别是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发生严重倒退，其突出表现是日趋背离“两国方案”，并通过在2020年促使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关系实现正常化。但这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并成为刺激哈马斯以极端方式攻击以色列、抗议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重要根源所在。此次冲突爆发后，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沃尔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一轮悲剧的发生确认了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政策的破产。”

其次，以色列通过力量优势建立“安全孤岛”的消极做法无法实现自身的安全。从本质上看，此次哈马斯袭击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反映了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失败，其背后是以色列国家定位和意识形态选择的失败。此次悲剧表明，以色列通过强化自身力量优势，修建隔离墙、加强边境安全、不断扩大定居点等手段防范哈马斯、挤压巴勒斯坦的方式并不能确保自身安全。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走向上日趋右倾化、保守化的选择不仅不利于其国内政治团结和国家凝聚力，还造成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巴勒斯坦政策的偏执，进而加深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仇恨。

最后，巴以双方的宗教偏执和各自的内部矛盾，构成了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障碍。巴以冲突在本质上是争夺领土的世俗冲突，但一旦双方将评判尺度上升到宗教价值，便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神圣性”且彼此都难以妥协。对以色列而言，犹太民族虔信迦南地带（巴勒斯坦）为上帝与亚伯拉罕签约赐予“上帝特选子民”——以色列人的土地；相信上帝必将派弥塞亚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使其复归故土，在迦南地带重建犹太民族的“千年王国”。正是由于固守上述理念，以色列才把不断侵吞阿拉伯人的土地，不断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事业。从阿拉伯方面看，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瓦克夫”（宗教财产），具有不可转让的“神圣性质”，这也正是哈马斯拒不承认以色列，执着于消灭以色列的文化根源所在。

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部形形色色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巴以问题上“鹰派”与“鸽派”之间的矛盾、巴勒斯坦内部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主义力量哈马斯之间的矛盾，都对推进中东和平进程形成掣肘，也阻碍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此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复杂矛盾也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严重消极影响。

当前，本轮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在未来，只有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尤其是巴以双方，真正诉诸文明与文化的反思，真正摒弃孕育冲突和暴力的偏见，实现精神解放与真正和解，巴以冲突反复上演的悲剧才有可能真正落幕。国际社会也应增强紧迫感，加大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投入，推动巴以双方早日恢复和谈，寻求持久和平之道。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