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国竞争是21世纪上半叶的决定性特征，但就如何描述这种竞争，各方存在分歧。如果“冷战”是指激烈的、长期化的竞争，那我们就处于“冷战”，但如果我们将该术语拿来比喻过去历史，那我们尚未进入“冷战”，也应该避免“冷战”。对冷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各种类比将会误导我们应对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美苏全球军事对抗性高且直接，但二者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或社会依存度。而且，那时候诸如气候变化这样的生态相依性问题尚未被提上日程。现在中国带来的挑战大有不同。

如果我们与中国完全脱钩，必将给自己、盟友和第三方国家带来巨大经济代价。美国每年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政府以苏联从未掌握过的方式驾驭了市场创造力。美国和其盟友不是受到共产主义输出的威胁，而是受到美国和中国都能操纵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体系的威胁。“部分脱钩”或在安全问题上“去风险”是必要的，但经济上完全脱钩的代价非常高，盟友不可能效仿。许多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不是美国。

生态相依性方面，如气候变化和病毒大流行，若遵守物理和生物定律，脱钩就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些跨国问题。这种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中，一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权力，也需要对其他国家使用权力。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被困在与中国的“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中，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完成两件相互矛盾事情的战略。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应对中国挑战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战略，利用我们打造的联盟和基于规则的体系。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比如印度，是中国所缺乏的资产。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但亚洲包括了印度，而印度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而非盟友。此外，西方民主盟友的财富总和在本世纪将远远超过中国（加上俄罗斯）。

如果我们把战略胜利定义为以类似于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的方式来改造中国，我们很可能会失败。尽管中国政府抵触西式自由化，但中国太大了，我们无法“入侵”或强迫其国内发生变化，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除非我们无意中陷入一场大战。最恰当的历史比喻不是1945年的欧洲，而是1914年的欧洲。我们应该期待低强度经济冲突，但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避免升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使用了“和平共存”的口号——并维护好能让我们在未来继续作为领导（尽管不是霸权）国家的联盟和国际机构。

考虑到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些战略目标可行吗？可行，因为如果我们打得好，我们就会得到一手好牌。美国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不太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从地理上看，我们连接两大洋，周边邻邦友好，而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存在领土争端。第二个优势是能源：页岩油、页岩气革命使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出口国；中国则高度依赖通过波斯湾和印度洋进口能源，而美国海军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美国在人口结构上也有优势，其劳动力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增长，而中国的劳动力将会萎缩。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中国在某些子领域表现突出，但美国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研究型大学主导了高等教育，而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世界大学排名前20名。中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势，但也存在严重的弱点和问题。中国人口减少的应对举措是提高生产率，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降，而且政府对私营企业人才的严格控制可能会削弱那些“下金蛋的鹅”。

虽然美国手里握有王牌，但误入歧途的战略可能导致我们在联盟和国际机构中“打错牌”，或者严格限制移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他认为中国不会超过美国，因为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并将他们的多样性和创造力重新整合起来。考虑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开放度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对华战略应该用威慑来避免热战或冷战，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并调动我们的资源来竞争。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通过加强我们的联盟和国际机构来塑造中国的国际行为。中国周边第一岛链的关键是日本，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我们在那里驻扎了军队。与此同时，我们要巩固国内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更积极的亚洲贸易政策是明智的做法，我们应该向被中国拉拢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我们必须保持国内的开放和民主价值观，因为民意调查显示，这是我们的软实力优势。很多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又不希望被中国支配的国家欢迎美国强化军事威慑力量。如果我们避免妖魔化中国，避免误导性的历史类比，我们可以掌握一个比新冷战更有希望的战略。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