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悄然兴起，逐渐成为全球问题、世界体系研究的增长点。“全球南方”虽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南方”概念演变而来，但与传统“南方”概念也有差异。所谓相似之处，主要是指“全球南方”和历史上“南方国家”都追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所谓差异之处，体现在“全球南方”的内涵超越地理边界和“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范畴，更多指的是美西方主导下世界体系中的弱势国家，更强调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

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已经一年有余，呈现出复杂化、长期化趋势。在这一危机催化下，世界政治格局进一步呈现出“阵营化”“集团化”特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乌克兰危机促使“全球南方”国家进一步追求对外政策独立性和强化“不结盟”立场。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一支新的世界政治力量加速崛起。

“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基本认知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相当一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选边站队参与对俄战略打压。这充分说明，“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独立性显著增强，具备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自身立场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能力。归纳来看，“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基本认知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全球南方”国家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其表面是俄乌之间的矛盾，实际是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战略对抗，是苏联解体后北约持续东扩，西方国家在欧亚地区反复策动“颜色革命”，忽视俄合理安全关切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巴西总统卢拉明确主张，维护乌克兰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谴责美国“鼓励战争”，呼吁美欧推动实现乌克兰和平，而不是持续“拱火”。印度顶住美国多轮威逼诱拉和挑拨离间，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外交路线，保持与俄正常务实合作关系。

第二，谴责美西方对俄制裁造成次生灾害。乌克兰危机使“全球南方”发展环境恶化。美西方对俄实施极限制裁，目的就是通过资金断流、技术断供、人员断交手段，把俄“踢出”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彻底“摧毁”俄实现大国复兴的国际地位、经济基础和战略环境。然而，美西方的单方面制裁造成了严重次生灾害，包括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加剧粮食安全风险、加大发展中国家债务偿还压力等，严重阻碍在疫情后“全球南方”的经济复苏。例如，在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中，有45个国家小麦的供应至少三分之一从俄乌两国进口。在乌克兰危机和美西方制裁下，这些国家粮食供应链物流链受阻、国内粮食价格高企，粮食安全形势趋于严峻。在“全球南方”国家看来，西方只顾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在面对全球性问题时难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共鸣共情。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言：“欧洲必须从欧洲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世界问题不是欧洲问题的错误心态中跳出来。”

第三，主张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于2月24日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获得“全球南方”国家的一致好评，充分彰显劝和促谈、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才是正道。

“全球南方”的政治诉求

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在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不甘继续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者”，而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规则体系为基础，提出一系列政治诉求。

第一，在世界体系中推动自身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南方国家”始终处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位置，其主要价值在于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丰富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广袤消费市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在低端位置。随着自身经济实力上升、国家治理水平提高，“全球南方”特别是一些金砖国家，迫切希望“走出边缘”，提升自己的国际议程设置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且与美西方竞争国际话语权。

第二，积极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阵营对抗。冷战结束以来，从科索沃危机到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危机，再到今天的乌克兰危机，种种地区冲突，次次政权更迭背后，都能找到美西方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影子。再加上“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共同的被殖民历史，因此普遍对美西方存在“政治提防”心理。鉴于此，“全球南方”从乌克兰危机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就是：一方面要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紧紧抓住长期战略目标，不为短期利益而倚美靠美，犯下战略短视错误；另一方面在奉行不结盟原则基础上，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相互联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夯实全球反霸统一战线的基础。

第三，“求增长”“谋发展”始终是“全球南方”经济立国的核心诉求。“全球南方”从百年殖民史中得出，综合国力是追求和巩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理想方位的物质基础。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全球南方”的这一认知。具体而言，“全球南方”既要不断做大做强自身经济体量和实力，也要把国家经济命脉产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面对全球经济复苏疲软的不利条件，“全球南方”实现“求增长”“谋发展”需要处理好两方面问题：一是与美西方保持经济、科技合作，美西方依旧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与美西方合作仍然是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经之路。二是加强自身经济造血功能。要强化南南合作、区域合作，提升对地区价值链的塑造能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以上两点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世界政治舞台中的“全球南方”

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外溢效应持续显现下，世界政治舞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第一，“全球南方”综合实力持续上升的趋势不可逆转。一国实力是决定该国在国际格局中所处地位的基础。1995年，七国集团(G7)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为46%，而金砖国家仅占17%。2023年，金砖国家GDP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而G7的贡献率为29.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8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GDP比重将达33.6%，而G7将降到27.8%。“全球南方”在经济总实力方面超过G7将是大概率事件。除此之外，“全球南方”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随着综合实力提升，“全球南方”的战略独立性势必将上升，对西方的依附度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将冲击西方传统价值观、国际观和历史观。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西方企图战略裹挟“全球南方”，迫使其选边站队，然而“全球南方”表现出坚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超乎西方国家的预料。在美西方眼里，“全球南方”已不是同情、援助的对象，而是现实中的战略竞争对手。“全球南方”倡导文明多样性对冲美西方标榜的“文明单一性”，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对冲美西方霸权守成地位。

第三，“全球南方”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全球南方”国家从乌克兰危机中看出，美西方国际制度战略不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目标，而以多边机制为工具，大搞“小院高墙”。因此，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间区域一体化进程，筑起“全球南方”国际合作的多边制度体系迫在眉睫。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