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说。除呼吁各国“加强团结”以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外，拜登宣称美国“强调竞争，但不寻求‘新冷战’”。

仅在一年前，特朗普在同样场合曾发表过一次基调大相径庭的演讲，通篇12次提及中国，字里行间充满进攻性意蕴。会场之外，美国针对中国的单边遏制行动不断升级，中国逐一对等反制。在这种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苏冷战将在中美之间重新上演，结合新时期的新特点会生成“新冷战”。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仍处处延袭“特朗普式姿态”，一些具体事件进一步强化了“新冷战”叙事。现在拜登又明确表示美国不打“新冷战”，背后有何深意？

从冷战到“新冷战”

持续40多年的冷战是人类历史中的独特片段。为争夺世界霸权，同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苏联将大量国家资源倾泻到一场长期且全面的竞赛中，人为塑造了一个“割裂的世界”。虽然两次世界大战时生灵涂炭的场景并未重现，但代价高昂的国力比拼仍令国际态势危如累卵，“长和平”的面纱难掩国际社会的“长恐惧”。

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战略界一度确信，其胜利带来的“单极优势”足以让世界长期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然而，从9.11事件后漫无尽头的反恐行动和局部战争，到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再到政治、社会层面频现的制度弊病，美国的优势被不断消磨，其国内反建制民粹主义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历史并未终结”。当奥巴马的温和“变革”无法回应美国民众的急切诉求时，愤懑的特朗普扶摇直上，尝试借助“美国优先”为美霸权续命，塑造“受害者叙事”、聚焦威胁并“内祸外引”是这种理念背后的实践路径。遵循这种路径，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为彰显自己的决心与强大，手持长枪冲向风车，作为崛起力量的中国则成为这座“风车”。

尽管中美关系的急转直下令“冷战叙事”回归，但“新冷战”的说法并不被所有美国人接受。包括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科茨、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内的诸多前政要和学者公开反对这种机械化的类比，提醒人们注意中美关系的特殊性。然而，“新冷战论”的市场持续扩张，“中国威胁”被无限放大。政治人物与国会议员纷纷效仿凯南、杜勒斯甚至麦卡锡等“前辈”，全力助推意识形态恐慌，学界亦发表《更长的电报》等研究成果鼓风助阵，为特朗普政府各种单边主义行径背书。从主张全面脱钩到渲染意识形态危机，特朗普政府内外的鹰派一步步将美对华政策引向遏制歧途，“全政府”“全社会”这样的术语被上升为对华政策的组织方略。

拜登政府的逻辑

拜登在入主白宫的同时继承了“跌入谷底”的中美关系，不得不直面这一关系持续下滑的强大惯性。在政府内部，拜登搭建的“专业化团队”不乏有人抱持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通过遏制中国捍卫美国霸权的决心。在国会内部，民主党危在旦夕的微弱优势使其无力纠偏。更重要的是，拜登自己也没有放弃对华示强的意愿。在执政首个“百日”内，新政府付诸实施的各项对华政策措施烈度仍居高不下，甚至在科技等领域比特朗普时期更咄咄逼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说，“拜登政府与上届政府一样，对华政策没有战略，只有情绪”。这种对抗性姿态一度令许多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人士倍感失望。

不过，拜登明确回避“新冷战”的叙事模式。执政初期，他称美国虽将延续和中国的“激烈竞争”，但并不寻求打一场“新冷战”，同时承诺将在此基础上重估和修正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严重扭曲的对华政策。2月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论坛时，拜登重申美无意造成东西方对抗的局面，“不能也绝不会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僵局中”。76届联大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应避免“冷战重演”后，拜登再度承诺美不会重新走上“新冷战”的旧路。

如何理解拜登政府表态和行为之间的偏差？不打“新冷战”的表态体现了拜登政府对过去几年“极限施压”方式的否定。特朗普政府拒绝高层对话，策动经济脱钩，追求政权更迭，煽动反共情绪，并主动摧毁了中美之间几乎所有战略稳定机制，其行为带有明显“复刻冷战”痕迹。美国务院前亚太事务副助卿柯庆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认为其并未取得预期收效，反而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内循环”，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拜登上台后不久，其外交事务团队多名成员就发声批评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总体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僵化的遏制战略”。为了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仍能延续所谓“激烈竞争”，拜登政府意图为双边关系建起“护栏”，留一些喘息空间。

不打“新冷战”的表态也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当前国际环境及中美关系的认知。在被拜登政府奉如圭臬的《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报告中，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美国中产阶级无意支持自己的政府恢复单极世界、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因国家政体差异而发动一场漫无边际的斗争。这种结论的背后，是美战略界对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差异性的重新审视。一方面，过去四年的经验证明，中美两国具有美苏间不具备的高度相互依存性，无法被简单划分为完全分割、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过去两年即便两国关系极其糟糕，双边贸易额和投资额仍不降反升，企业在“用脚投票”反对冷战式的对立。美国商会中国中心的报告显示，如果所有中美贸易都要承受特朗普增加的对华关税，美经济产出到2025年将每年损失1900亿美元。

“联盟制华”是拜登政府有别于前任的核心策略，具有丰富的冷战意蕴。然而，拜登“全球游说”的结果显示，“冷战式联盟”不仅难以构建，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约翰逊均表达了避免建立对抗性阵营的意愿，日本领导人也不赞成在亚洲建立类似“北约”的机构，各东南亚国家更是争先恐后地表示拒绝在中美之间做选择。如果美拥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传统盟友、环伺中国周边的“潜在伙伴”均不认为中国对它们构成“生存威胁”，美以意识形态为由对华施压就无从谈起。

不打“新冷战”的表态同样蕴含着拜登政府未来对华战略的样貌。2020年大选前，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就曾将中美两国比喻为“独木舟上的大象”，指出“如不加小心，会倾覆船只、淹没他人”。对拜登及其团队来说，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中美关系的独特性，在一组相互依存的双边关系中寻找美国的正确战略，是艰巨却必须完成的任务。多次强调不打“新冷战”能够证明，华盛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相比冷战时的美苏关系，当前的美中关系要复杂得多，须以更审慎方式处理。

“竞合”能避免“新冷战”？

从美国务卿布林肯甫一上任便提出的对华政策“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和白宫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过渡性指针》，到两国元首两次通话和9月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美国对华贸易愿景”，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在瑞士苏黎世的会晤，可以看出“对抗”一词在美对华话语体系中正逐渐弱化，“竞争”和“合作”作为其他两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在两国学界看来，“竞合”思维及其衍生的“和平共存”有助于回避美苏式对峙，或将成为未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框架的支柱。然而，作为一组在语意和逻辑上存在矛盾的概念，“竞合”的提出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疑问。

拜登曾在执政之初表示，其政府已经为中美间“极其激烈的竞争”（stiffcompetition）做好准备。然而，此后美一系列对华行动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进攻性意味，超越了中方和第三方国家理解的常规“竞争”范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谈时断言，美方“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在缺乏明确边界的情况下，“激烈竞争”终将滑向“新冷战”式的对抗，这也是中方在苏黎世会晤中再度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深层原因。

即便中美双方能够对竞争的范围加以限制，也不意味着能降低竞争烈度。高技术仍将是美关键对华竞争领域。为此，拜登政府沿用“小院高墙”策略提升竞争力，推动对关键商品供应链进行审查，同时，也将意识形态因素融入科技竞争，联合欧洲建立由“民主国家”主导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来制衡中国，并多次将价值观因素带入科技问题。这种人为加剧特定领域割裂和对立的竞争仍摆脱不了冷战特质。

再就是如何对竞争进行管控的问题。拜登政府的两位高级顾问坎贝尔和苏利文曾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指出，与其说中美竞争“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需要管控的状况”。然而，中美之间的各类战略稳定机制在特朗普时期被破坏殆尽，拜登执政后缺乏进行修复的决心和姿态。美国在缺乏规则和“红线”的前提下就匆忙投入“极度激烈的竞争”，不仅无法把控竞争的烈度，更难控制竞争的成本和风险。

总之，拜登政府虽尽力摆脱“新冷战”的叙事框架，但美国的行为模式却难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继续强化对华遏制”既是美战略界的思维定势，也是民主、共和两党的高度共识。源自美方的“激烈竞争”在所难免，中国各界应直面这一现实，“如网在纲，炳若观火”，用自己的实力和精巧外交打破“新冷战”魔咒。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