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进行产能对接，推进非洲工业化进程，这是经济学家林毅夫一直倡导并实际推动的事情。面对中国日益提高的要素价格，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应按照“微笑曲线”的规律实施产能升级。以往，欧美和日韩也曾向上游的设计研发服务业和下游的销售服务业进行过类似的结构调整，而“微笑曲线”最下端的劳动密集型产能，则相应转移到劳动力要素价格洼地。

正如欧美和日韩经历过的产业结构升级一样，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林毅夫认为，目前可以承接中国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地区有中国西部、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非洲有12多亿人口，是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大陆，将制造业转移到非洲去是“一步到位”。但是，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普遍缺少承接这些产能的条件。因此，建立工业园区或经济特区可以创造局部有利的软硬基础设施条件，为承接产能转移创造条件，启动工业化进程。一个工业园区或者经济特区的成功会逐渐辐射到邻近区域和相关领域，帮助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经济。所以，这一转型过程可以成为中非之间的共赢。王进杰老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专访了林毅夫教授，听他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非制造业合作的观点。

王进杰：我们在长达一年多的调研中，不断听到非洲当地人提一个问题，“非洲国家一定要走工业化的道路吗？”在您看来，工业化是不是非洲国家摆脱贫穷、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林毅夫：我认为是的。让非洲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工业发展是必经之路。只有极少数具有丰富资源的小国，可能通过非工业化的方式实现高GDP。从全球范围看，卡塔尔、科威特、文莱等国家可以仅仅依靠石油资源达到人均收入2万美元、3万美元甚至更高，国家有能力照顾每个国民的生活。但是，资源开采是资本密集的生产活动，投入大而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对于众多非洲国家来说，即使像尼日利亚这样的产油大国，没有制造业就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来吸纳劳动力。至于其他资源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埃塞想跳过工业化阶段是行不通的，需要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实现财富的增长。

非洲国家的经济结构需要从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为主，转移到制造业为主，逐步地进行产业升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后，才能进入到高端服务业。为什么这么说？服务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活服务业，另一种是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工资水平不高；而附加值很高的都是生产服务业，如金融、研发等，需求来自附加值很高的制造业。有高端制造业，才会有附加值很高的生产服务业。而生产力水平很高的制造业，一定是资本密集型的。非洲国家在资本短缺又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发展资本密集的制造业？显然它们没有任何比较优势。

王进杰：那么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应该怎样发展制造业？

林毅夫：我们可以从世界普遍规律来看。历史上以传统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为主的国家，收入水平都很低。工业革命以来，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要提高收入，都是由农业社会和自然资源型社会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当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必能成功，不少非洲国家历史上就有过多次工业化失败的案例。工业化成功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竞争力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产品的价格必须足够低，产品的质量能够被接受。价格由两部分决定，即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其中生产要素成本主要由比较优势而决定。一般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的水平，这是竞争力的前提。但是，市场上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同时包括生产要素成本和交易费用。

非洲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比较低。按理说，更多使用劳动力的产业，在这些国家应该有比较优势。可是，为什么很多非洲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没有竞争优势呢？原因是交易费用太高。交易费用又分成两部分：一个跟基础设施有关，如果电力不足、道路不好，企业要自己准备发电设备、修路，那成本就很高；一个跟营商环境有关，如果金融服务不足，或者政府管理很差，就会导致整个交易费用很高。所以，尽管非洲国家生产要素成本低，但是如果交易费用太高，总成本还是会非常高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劳动力工资比较低，为什么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难以有竞争优势？原因就是交易费用太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将基础设施建好，也不可能一下子把营商环境建好。二者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而发展中国家资源、资金又普遍短缺。这种状况下，非洲国家如何跨出工业化的第一步？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王进杰：你认为非洲国家应该怎样经营工业园区？怎样通过工业园区提振国家的制造业水平？

林毅夫：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建工业园的思路理清楚了，才可以谈接下来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预算有限，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的资源有限，所以要战略性地使用资源。要想把营商环境搞好，也不是一两部法律就可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有限的可以改善基础设施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局部地区，支持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可以在大环境未整体具备的情况下，在局部地区把基础设施建好，把营商环境搞好，实行“一站式”服务，并提供优惠税收、便利通关等政策来招商引资。由于政府可用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只能集中力量在合适的地区设立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此外，招商引资对于发展工业园区也很重要。因为即使产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如果当地企业家没有相应的技术和管理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不见得符合国际要求。并且，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很多中间部件，也不见得是当地可以生产的，一般是资本更密集的产业才能制造出来。好比中国到现在很多中间部件还需要从中国台湾、韩国等地进口。非洲当地企业没有中间产品购买渠道，但如果一个已在给国际买家供货的外国企业来非洲投资，这个企业会知道中间部件的购买渠道。国际买家对这个企业的技术水平有信心，也信任它的管理水平，就会愿意购买非洲的产品。一个企业成功以后，会带动更多外商来投资；有了产业集群，很多有才能的当地企业家就会发展起来。刚开始，这些人都是在给外商打工，当他们学会先进的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同时也了解到购买中间部件的渠道，并同外国卖家、买家建立了联系之后，很快就能够发展起来。国际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滚雪球滚大的。

王进杰：我们在调研中也看到了工业园区的一些问题。在非洲，工业园区普遍都经历了漫长的坚守期，才迎来了比较好的发展阶段。有很多园区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你怎么看？非洲国家应该怎样发展工业园区？

林毅夫：工业园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可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难处，可以成为招商引资的平台。如果沿用这个思路，很快就能成功。但是我们看到，非洲很多的工业园还不能说成功。原因是什么？

第一，有的地方有工业园，但是没有良好基础设施。仅仅是划了一块地，既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也没有一站式服务，很多政策落实不了。最后，当地有权势的人或者投资者就把工业园当作了房地产开发的跳板，这对当地的结构转型和创造就业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成了寻租的平台。

第二，工业园遍地开花。工业园本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在有些国家，工业园可能一下子就在全国铺开了。工业园的作用本来是帮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克服基础设施的困难，解决营销环境的难处，但如果全国遍地开花，就没有那么多资源可用了。

第三，虽然有基础设施，但设立的地点不对，没有经济合理性，没有区位优势。例如，工业园区设在总统的故乡、总理的故乡，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虽然基础设施不是问题，但这样既没有产业比较优势，也没有进入国际、国内市场的条件。

第四，可能既有基础设施，又有区位优势，但是目标产业不合适。想发展高精尖产业，但这些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先进产业，在当地根本就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就设立了一个工业园，想吸引高精尖的电子产业，结果没有成功，因为这不是它们国家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很先进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和韩国更具备比较优势。中韩两国的发展程度较高，收入水平比非洲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也比非洲好。非洲对于这种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只能进行保护补贴，然后就变成寻租了。因为投资企业会向政府要更多补贴，这反而成了企业获利的一种方式。如果政府不给补贴，这些企业就必须离开。以上就是大部分工业园不成功的原因。总而言之，传统的农业国家或者资源型国家，如果要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首先必须找准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还要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不足。工业园对这些国家而言，是一种务实的方式，但大部分的失败就是因为不了解其成功的原理，于是很多人因此而反对设立工业园。同时，因为发达国家不需要发展工业园来解决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问题，也有人以此为由反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园以推动工业化。其实，大部分人容易看到发达国家怎么做，就认为那是对的。就像1950年代，当时的发达国家

都是发展资本密集的大型重工业，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倡导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要进行保护补贴，结果造成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即使能把产业建立起来，也没有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又看到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那么多政府干预，变成像“华盛顿共识”一样，以为把市场环境经营好，经济就能发展起来了，就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这些都是简单化的做法。

其实，发达国家若要进一步发展其最前沿的产业，同发展中国家一样，也需要政府帮助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瓶颈限制。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瓶颈限制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现在的产业技术处在世界最前沿，如果没有更新的技术和产品，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不会提高。发达国家新的技术或新的产业都需要自己发明，从无到有，大部分是通过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得来的。企业对研发有兴趣，是因为可以申请专利。当然失败概率会很高，但只要成功申请了专利，企业就有可能拥有全世界的市场。研发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相关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后，才可以去做开发。基础科研的成果是公共产品，失败的概率更高，所以一般企业家不做基础科研。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开发就是无源之水。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就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如果政府不做，那就没有人去做；政府不支持，就不会有人愿意支持。政府支持基础科研，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后，企业就会去开发。但是政府即使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政府仍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无限多的基础科研中选一些跟经济和产业发展相关的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基础科研成功后，企业家就会跟进开发。其实，斯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就是这样，他所用的技术都是建立在大学或者军工的基础科研上，他只是去设计出新产品来。所以，不管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都需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王进杰：对于实施工业化战略的非洲国家政府，你有什么建议？

林毅夫：非洲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与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一样。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金融、海关等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来解决发展过程中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像非洲这些国家，企业解决不了基础设施问题，也解决不了营商环境问题，这些都需要政府帮它们解决。从非洲政府的性质来看，有因势利导型政府（facilitation state）和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讲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帮助企业家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发展型政府与因势利导型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发展型政府要发展的产业一般超过了比较优势。超过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成本就高了，交易成本也高了。没有保护补贴，企业怎么活得了？但保护补贴的结果，就会变成寻租。即使能克服寻租问题，把所要发展的产业成功发展起来，对整体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有限。埃塞航空公司就是发展型政府的一个典型例子。该航空公司排在世界前列，令埃塞人引以为傲。但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虽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过去60年间，前50年都不盈利，直到最近10年才有所好转。如果前50年的资金用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符合埃塞的优势产业，就能创造大量就业，帮助埃塞从农业经济转变成工业化经济，那样做可能对埃塞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相比之下，因势利导型政府推动企业发展的方式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我把它称为“潜在比较优势”。为什么呢？从生产要素成本来讲是低的，但是交通基础设施等不配套，导致交易费用太高，总成本就高了。这种状况下，它就不会变成竞争优势，而只是潜在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是针对那种符合比较优势，但是还没有变成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该产业很快就能具有竞争优势。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经济竞争是成本的竞争，而不是技术的竞争，也不是先进性的竞争。因此，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成为因势利导型政府，而不是发展型政府。这点至关重要。

（本文内容节选和改编自袁立、李其谚和王进杰撰写的《助力非洲工业化：中非合作工业园探索》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