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从英美澳三方安全同盟建立，澳大利亚撕毁2016年法澳达成的潜艇购买合同，一个星期之后，拜登才有机会对马克龙“澄清”和“解释”这一事态。从白宫发布的公告来看，拜登基本照顾到了马克龙的关切，马克龙也会让已经被召回的驻美大使重返工作岗位。

法澳之间的潜艇危机引发了一波外交危机，而这场危机的背后则是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如同一颗水晶球一样，我们看到了世界历史变迁的节奏和方向。这场潜艇危机的风波或许会慢慢过去，但它确实是时代变迁的表征，也是世界历史大变局的转折点。短短一个月之间，美国败退阿富汗，组建英美澳（AUKUS）三边军事同盟，全球地缘政治的焦点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向边缘地带转移，这一结构性的变迁与重组是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甚至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次巨变。

一、潜艇危机背后的海权国家集团的整合

澳大利亚与法国签署了购买柴电潜艇的合同，这一军火订单涉及600多亿美元，对于经济不景气的法国来说，当然是不能失去的大单，尤其是在明年5月法国将举行大选，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澳大利亚撕毁合同，无疑是给法国“捅了一刀”。当然，从经济上说，澳大利亚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让法国愤怒的是，事前法国几乎一无所知，而撕毁合同只是英美澳三边同盟的副产品。法国损失的不仅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就业岗位，还有面子和尊严，美国对法国完全不透明，也没有信任，更重要的是将法国排除在印太战略之外。

第一，英美澳三方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同盟的扩大，也是英美特殊关系的扩员。从常识来说，英美澳三方同盟的建立不可能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谋划。拜登上台之后承诺“美国回来了”，而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回到了英语国家及其同盟，更进一步说，是英美特殊关系的扩大版，即便是“五眼国家”这一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联盟也不是拜登的核心，英国和澳大利亚才是拜登要“回去”的核心圈层。从战略态势来说，拜登的印太战略、英国脱欧之后的“全球不列颠”以及澳大利亚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是英美澳三方同盟的推动力。英美澳这在空间距离上相隔甚远的三个国家结成了同盟，看上去比较突兀，但从大英帝国的历史来审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但大英帝国“统治世界”的技艺和战略犹存。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拉塞尔˙米德认为，英美之间有一个统治世界的秘密协议，其本质就是海权国家体系的维系，从英国到英美，现在是英美澳，不变的是海权国家联盟的逻辑。

第二，澳大利亚撕毁法澳潜艇合同，转而向英美购买核动力潜艇，而且涉及到核潜艇技术的转移。这是1958年美国向英国分享核潜艇技术之后第二次与盟友分享核潜艇技术，这也是这次潜艇危机的不同寻常之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于撕毁合同的行为也不避讳，他认为是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姑且不说核潜艇技术转移是否已经违反了国际核不扩散条约，高端军事技术的扩散意味着英美澳三方结成军事技术联盟，澳大利亚得到的不只是安全承诺，还有参与美国高端武器研发的机会，比如巡航导弹、海上远程攻击性武器，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等等。英国关注的是英美军工复合体的升级与扩员，在脱欧之后，英国在英美澳同盟中寻找到了新的归宿和身份。美国愿意与澳大利亚分享核潜艇技术足以说明对澳大利亚的关注与信任，英美澳同盟是“五眼联盟”的缩小版，或者是精华版。澳大利亚和英国得到的是十足的信任感，尤其是澳大利亚，其国家身份一直处于“漂流”状态，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还以英国的臣民自居，直到英国加入欧盟之后，澳大利亚才成了“弃儿”。历史似乎进入了新的轮回，英国脱欧了，美国战略转移，澳大利亚成了“香饽饽”。

第三，英美澳同盟构成了覆盖全球的军事同盟，在地球仪上将三国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权力漏斗”，澳大利亚的地缘战略的价值得以凸显。从欧亚大陆的视角来说，澳大利亚孤悬于外，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大棋局”一直在欧亚大陆，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东亚，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在中东耗费巨大，从阿富汗撤军是美国战略收缩与调整的转折点。这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战略意图：一是美国要转换战略棋局，中东，甚至包括欧洲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优先，拜登宣称结束的不仅是阿富汗的战争，而是终结美国以武力重塑另外一个国家的时代。对于海权国家的美国来说，在欧亚大陆进行长期的陆战犯了战略大忌，一战与二战，美国是在欧洲国家已经精疲力竭之际才出兵。二是英美澳同盟意味着美国重归海权系统，整合和集结海权国家联盟，构建美国主导的海权国家的“核心圈层”。这两项战略性调整造成的态势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从欧亚大陆转向了印太，这不仅是最近20年来美国大战略的调整，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调整。

二、大西洋共同体内部的裂痕

法国从美国和澳大利亚召回大使以表达怒气，但法国和欧盟的战略实力又不足以让法国特立独行，与美国决裂，法美领导人通话也算是一次外交危机的管控。但是，潜艇事件造成的冲击也不会止于马克龙与拜登的一通电话。

第一，美国或许没有预料到法国的反应如此强硬和直接，而拜登将其视为一次误会。两国领导人通话达成的妥协在于，美国承认了这一操作的“不透明”以及对盟国信任关系的伤害。另外，美国承认了法国以及欧盟在印太战略的地位和角色，基本上满足了法国对于“面子”的诉求。美国还承认欧洲防务力量对于北约以及全球的意义，换句话说，等于在法国所推动的欧洲防务自主的议题上在“松口”。当然，也有欧洲媒体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一波操作是对法德在拜登胜选之后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报复，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在战略态势上造成了法国与欧盟的被动与难堪。

第二，冷战期间美国推动的大西洋共同体主要服务于美国对苏冷战的需要，欧洲是冷战的前沿。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转移意味着欧洲在美国的棋局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法国以及欧盟纷纷出台了“印太战略”报告，法国、德国也派军舰到印太地区，但欧洲终归不是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前沿。法国的怒气有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将法国从印太战略中排除出去了，法国的“委屈”在于，法国是“唯一一个领土涉及印太地区的欧洲国家，有近200万公民和7000多名军事人员”生活在其海外领土，包括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新喀里多尼亚，以及印度洋的留尼汪岛。即便如此，法国也无法在印太战略中扮演核心角色。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大西洋共同体转向了印太战略，强化澳大利亚军事能力以及美日澳印四方合作机制，无非是要在印太复制“大西洋共同体”。

第三，英国脱欧以及英美澳三边同盟的建立，其实是大西洋共同体的裂变与重组。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大西洋共同体是非常晚才出现的，而英国与欧陆之间的战争则是一条主线。拉塞尔˙米德认为，“英国和它的欧陆对手之间的长期战争留下的记忆，至今还会时不时地让人有些恐惧，害怕欧洲大陆将会袭击海洋体系基础的新源泉，而且有袭击成功的潜力。”而对于法国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屈从于美国，戴高乐认为，“对从前独立自主的怀念，不断使这些骄傲的、古老的民族的心灵感到苦恼，但是大西洋霸权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和提供的方便，以及美国于其中所采取的措施，很快使这些民族屈服了。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府采取和白宫相左的态度。欧洲实行一体化之所以受到我们的伙伴们的欢迎，主要是因为一个无国籍的组织本身不可能有防御和政策，必然得听美国的指挥。”戴高乐上台之后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了备忘录，对法国在北约中的角色和地位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核心一点就是，“法国的责任和世界的安全要求巴黎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的决策，而现在这些决策实际上是由美国‘私下里’和英国商量以后单独采取的。”戴高乐为了法国的自主性以及在大西洋共同体的主动权而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从北约一体化领导体系中退出来。今天的马克龙似乎面临着几十年前的挑战，而英国则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角色。对于法国的愤怒，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法国控制一下“情绪”，因为英国认为这个同盟还是非常不错的，“三个非常志同道合的盟友站在一起，为分享技术建立一个新的伙伴关系”。的确，三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志同道合”，欧陆国家被晾在一边。

法国是欧盟战略自主的推手，这次潜艇事件进一步印证了欧盟自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然，法国面临的战略性挑战在于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调整，一个没有英国的欧盟更具有欧亚大陆的属性。未来世界的格局或许是欧亚大陆与印太之间的互动与磨合，而欧盟以及北约对于美国的战略角色和价值，相比于冷战时期要大为缩水。当然，印太地区是否会变成新冷战的博弈场，尚不能断言。与英美澳三方同盟建立同时的是，中国申请加入CPTPP。至少印太地区还没有呈现出清晰的阵营边界，地缘经济合作依然是印太地区发展的一条主线。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文章转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