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太和文明论坛上讲了“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三个问题不能回避”。今年，我还是讲中美关系，讲三个“怎么看”。

一

第一个怎么看：今年5月27日，斯坦福大学举办了一个线上活动。白宫国安会负责印太事务的协调人坎贝尔发表讲话，在讲到对华政策时，坎贝尔说：被广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按照一套新的战略参数来进行运作，主导的范式将是竞争。

怎么看他说的“‘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认识中美关系，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共和两党政府现在都明确放弃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

坎贝尔说的“接触”，是指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这里有必要讲一下这个政策的由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是共和党的老布什总统提出来的，背景是苏东剧变，冷战行将结束。当时，美国一度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引起了其国内一些前政要的焦虑和不安。他们联名致信总统，呼吁从长远战略出发，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战略地位，还是要“保持与中国的接触”。老布什总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提出了“接触”的对华政策。

这意味着，之前从尼克松总统开始到里根总统17年时间所奉行的对华“准结盟”政策正式终结。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坎贝尔所说的“广义描述为接触的时期”。

了解中美关系的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几乎同时，在中国，邓小平也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这样一来，中美关系虽然没有好到哪里去，也没有坏到哪里去。

有几个时间点可以帮助我们认清美国“与中国接触政策”的变化轨迹：2010年、2015年、2017年、2020年和2021年。

2010年是“拐点”。中国的GDP第一次超越日本，排在了美国的后面。于是国际上有了“老大”“老二”之说。

也是在那时，美国开始有人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见了”，中国外交出现了“咄咄逼人”和“傲慢”。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明白说“美国决不当老二”。

美国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出台了“亚洲再平衡战略”——政治上拉帮结派，军事上加强前沿部署，经济上搞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南海加强所谓的“自由航行”，等等。“接触”政策开始散发出火药味。

2015年，亦即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辩论主要在中国问题专家、国际政治学者和外交政策专家内部展开，焦点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吗”？

那场辩论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美国的对华政策失败了。但是，美国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新政策来替代已经失败了的“接触”政策，辩论中没有形成共识。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就是说在2016年大选之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已经开始，美国两党精英都认为对华“接触”已经失败”，这应该是构成所谓“华盛顿新共识”的第一个共识。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3月底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全盘否定”了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认为在国际秩序中，中国已经演变为一个“危险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rival），而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回归现实，不能再幻想中国会“遵守规则”，会“使其经济自由化”，最终使其“国家治理形式也自由化”。对华政策应该从“合作与接触”改变为“公开透明的竞争”。

会议还讨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概念基础”，重点是“中共的行为及其意识形态根源”、“美国的切身利益”，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目标等。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的最重大改变。

会后，4月6-7日，中美首脑在海湖庄园进行了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次接触。年底，特朗普应邀访华，中方以“国事访问+”的超高规格接待了他。这一时期表面上，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还有，但其实，作为总体“对华政策”，在特朗普一上台就画上了句号。

特朗普政府最终公开宣布终结“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在2020年的7月23日。那天，蓬佩奥国务卿在对中美关系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共产党中国与民主的未来”的所谓“新铁幕演说”。蓬佩奥说，美国必须承认一个无情的事实：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根本做不成事。美国绝不能延续这个模式，决不能重回这个模式。

接下来就是前面引述的坎贝尔2021年5月27日在斯坦福大学的讲话，他代表新上台的民主党拜登政府，明确宣布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

这条时间线说明，美国政治精英，民主、共和两党政府都认为：不仅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已经失败”，而且这一政策所基于的“假设”也是“错误的”。美国国内在“怎么看中国、怎么看过去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上，形成了“华盛顿新共识”。

二

第二个怎么看：怎么看布林肯国务卿今年3月18日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开场白中的这样一句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总体上，这句话是“华盛顿新共识”的投射，显示了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政策的新态势。也就是坎贝尔说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按照一套“新的战略参数”来进行运作，主导的范式将是竞争。它是拜登政府“怎么跟中国打交道”的大政方针，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方式方法”。

对布林肯这句话要作具体分析。比如，怎么看“该竞争的地方竞争”？美国现在的搞法是不是“竞争”？不搞清楚，就会被误导。

我认为，你要跟中国比谁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那是竞争。你要跟中国比谁的制度更好，那是竞争。你要大力加强对国内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跟中国竞争，无可非议。你说要跟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获胜（out-compete China），那也无可非议。

但是，现在美国的很多搞法显然不是竞争。比如，美国以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为由，在第三国抓捕华为高管，对其进行长期扣押，这不是竞争；以莫须有的“种族灭绝”罪名，给中国贴上“强制劳动”的标签，打击中国的农业、太阳能和服装行业，打击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这不是竞争；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中国科技公司，这不是竞争；不让中国参与“规则制定”，这也不是竞争。

说白了，美国是在以战略竞争之名，行遏制中国发展之实。拜登总统强调的“激烈竞争”，跟特朗普总统搞的“极限施压”，没有什么区别。当然，拜登政府讲话可能温和一些，但是手里照样拿着一根大棒。

所以，不要被美国所谓的“竞争”所误导。真正的竞争，或者说比赛，是要讲规则的。体育比赛有体育比赛的规则，数学竞赛有数学竞赛的规则，美国喜欢搞演讲比赛，演讲比赛也有演讲比赛的规则，“不择手段”那不叫竞争。

再看“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它投射出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对合作也不抱什么幻想。或者说，拜登政府对与中国“合作”的定义本身就有变化。

首先，美国在“能合作的地方”跟中国合作了吗？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世界都期待中美能够合作，共同抗击这场威胁全人类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是，美国没有政治意愿跟中国合作，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向中国“甩锅”。

即便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也是虚多实少。而即便是虚多实少的合作，美国也一再强调与两国关系是“分开的”，同时威胁要对中国的光伏企业进行制裁。

这两件事对我们理解“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很重要。试问美国在这些地方都不能跟中国合作，那还有什么领域是能够合作的？

其次，美国为什么没有“政治意愿”跟中国合作？

简单说，美国政府认为与中国合作无法“共赢”——赢的是中国，输的是美国。既然是“竞争”，就不可能“共赢”，而只能是单方面谋取最大利益。所以，美国不认可、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作共赢”（win-win cooperation）的主张。

从深层次来看，拜登政府可能压根儿就不太愿意在中美关系中使用“cooperation”一词。我们注意到，虽然翻译成中文都是“合作”，但布林肯用的是“collaborative”，而不是中方表述中使用的“cooperation”。

此外，坎贝尔曾说过，“合作这个词的定义狭窄”，他“不喜欢”。今年7月6日，亚洲协会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坎贝尔在会上说：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中关系的决定性特征将围绕“竞争”展开。与此同时，两国之间也能找到一些领域，比如在气候变化或防控疫情领域，进行“不一定是合作……而是政策的协调（alignment of policies）”。他对“政策协调”有一个脚注，就是双方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至于“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这就看我们怎么理解“adversarial”这个词了。去年5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就“如何定位中国”听取了几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专家们用了三个词“competitor”、“rival”和“adversary”，对应的中文翻译是“竞争者”、“对手”和“敌手”。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已经不只是美国的竞争者，应该用“对手”和“敌手”来定义中国。

在美国看来，在哪些地方必须与中国对抗呢？在“3·18”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中，美方明确向中方表达了它“深切关切”的地方，包括新疆的人权、香港的民主、台海的和平、网络安全等等，美国指责中国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威胁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威胁了美国坚守的“利益和价值观”。很显然，美国要在这些地方“跟中国对抗”。而中国也向美国清楚地表明，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不能妥协无法退让”。

综上，我对布林肯这句话的看法是：“合作”这一手最虚；“竞争”这一手最实；“对抗”这一手下手最重。中美关系的主导范式是“竞争”加“对抗”。这样一种范式，如果不加以管控，对中美关系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并且，受非常现实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拜登政府在这三者中，怎么选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

第三个怎么看：美方最近表示“希望中美关系要有护栏”，“不希望激烈竞争演变为冲突”。这又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了解美方做出这一表态的背景。“3·18”中美阿拉斯加高层对话之后，7月26日，中美在天津进行了第二次副外长级别的会谈。中方去的是外交部副部长谢峰，美方来的是副国务卿舍曼。美方说，这是阿拉斯加高层对话的延续，中美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非常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促使舍曼副国务卿专门跑一趟天津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对话这么简单。

坎贝尔有一段话，应该把舍曼天津之行的背景说得比较清楚了。坎贝尔说：中国外交政策正处于重大转变之中。以往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中国政府面临其他国家反对时会改变行为方向，但是，当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在美国及其盟友制裁和反对下发生转变，反而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坎贝尔认为，相应地，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模式也必须有所改变。

这里不妨细品一下舍曼在天津的发言，以及美国国务院在她出发前举行的吹风会上的表态：美国欢迎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打算继续加强其竞争手段，但不寻求对华冲突。美方不希望持续的激烈竞争演变成冲突，而希望双边关系有“护栏”与“参数”。美方希望与中方讨论如何为“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设定条件。

简单说，美方是冲着“管控”的意思来的。

7月27日，拜登视察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时也表达了这个意思，美国“既要保持对华优势，也要避免中美对抗不必要升级”。他希望情报系统为这一目标出谋划策。

至于管控什么、怎么管控，舍曼在天津讲得很清楚了——美国欢迎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只是要防止激烈竞争演变成冲突。为此，美国提出要设定双边关系的“护栏”和“参数”。什么是“护栏”？就是规则，双方“都遵守同样的规则”，“公平竞争”。“参数”则是坎贝尔说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运作所依据的、包含在布林肯那句话里的“一套新的战略参数”：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原则是竞争。

不难看出，美国所谓的“管控”其实是条单行道——要管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是中国应该“遵守规则”，而不是美国应该“遵守规则”。美国自诩为规则的“捍卫者”，强调要“从实力地位”迫使中国遵守规则。所谓“实力地位”，实则为借助盟友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坎贝尔说的“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模式必须有所改变”的意思，也就是换一个“管控的模式”跟中国打交道。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最近相对“温和”的表示更多的是在公关和作秀。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是中国的责任；他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要跟中国进行“极端的竞争”，但又不希望激烈的竞争“演变为冲突”；他希望中美关系有一个“护栏”，护着美国，拦着中国；他强调该对抗就对抗，却仍然要给自己树一个“负责任”的形象。到头来还是在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不是“管控”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一个以“接触和韬光养晦”为特征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中方提出，要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跟美国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美方却认为，跟中国“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须对抗的地方对抗”。双方政策呼应的地方其实所剩无几。

在“竞争+对抗”的主导范式下，我们也大可不必对“合作”抱有什么幻想，虽然美方仍然把“不冲突”挂在嘴边。

当然，尽管美国放弃了“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将过去的对话机制都弃而不用了，但是看样子，两国之间的“接触和对话”还是会有的——尽管接触和对话都安排在各自首都以外的地区，而且对话也好像是在对抗。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即将进入又一个“两党四年轮换期”，而这几乎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任何正面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中国驻美国和联合国多个机构，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基于作者在2021年太和文明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文章转自“澎湃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