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五个成员国在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后正式签署该协定，这标志着历经八年“马拉松”式谈判的RCEP终于修成正果，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然而，RCEP原包括十六个成员国，印度曾作为RCEP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长达七年的谈判，莫迪政府却在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突然宣布退出RCEP。

那么，印度究竟为何会参与了七年RCEP谈判，却在最后关头宣布退出？印度究竟是会选择彻底“退群”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归？RCEP正式签署后，印度又可能采取哪些应对举措？

本文将在简要梳理印度对RCEP政策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印度RCEP政策的演变过程

总体而言，自2012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RCEP谈判，印度的RCEP政策大致经历了“犹豫不决”、“积极推进”、“宣布退出”三个演变阶段，印度在谈判过程中也形成了有限参与、积极参与和放弃参与三种不同的行为选择。

（一）谈判起步阶段（2013年5月～2016年2月）：有限参与，态度强硬

RCEP谈判启动之初，印度政府尽管在言论上对加入RCEP态度积极、兴趣强烈，但在谈判中的实际政策行为却是“有限参与”、“态度强硬”，不仅妥协意愿较低，参与积极性和参与程度都较为有限。

一方面，印度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和较低的妥协意愿，从而导致印度从一开始就成为RCEP谈判进程中“拖后腿”的主要角色。

另一方面，因缺席RCEP部长级会议、与其他成员在关税削减覆盖率有重大分歧等原因，印度的“退群危机”已多次出现。2016年2月，美国、日本等十二个成员国正式签署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同月，在文莱举行的第十一轮RCEP谈判中，其他十五个成员国就对印度“只关注本国劳动力出口、不愿意开放本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立场和“具有防御性、阻挠性和三心二意”的行为集体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对印度发出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印度不愿意降低关税就应彻底退出RCEP谈判。

（二）谈判加速阶段（2016年2月～2019年10月）：积极参与，妥协意愿增强

2016年初，面对TPP谈判结束和其他RCEP成员国的催促，印度选择继续参与RCEP谈判，对RCEP的政策立场也明显变得更加积极。

一方面，印度高层对RCEP谈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莫迪政府不仅授权印度智库、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对RCEP开展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积极向国内持反对意见的农业部、钢铁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和民众论证印度加入RCEP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连续出席RCEP谈判相关会议，态度积极，并屡次表达“积极参与、谨慎推进”的立场。

另一方面，印度在谈判过程中的妥协意愿显著增强。2016年4月，RCEP第十二轮谈判因印度开始在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上做出一些关键让步而取得积极进展。此后，随着印度方面阻力的减小，RCEP谈判开始明显加速。2019年9月30日，印度在RCEP第二十八轮磋商中就关税减免做出关键性妥协和让步，谈判再次取得重要进展。截至2019年10月，各方已就协定80.4%的文本达成一致。

（三）谈判结束阶段（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放弃参与，妥协意愿骤减

2019年11月4日，印度在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上突然宣布退出，印度政府、媒体和学界对RCEP的态度和政策立场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一是莫迪政府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一改此前对RCEP的积极态度，公然对RCEP及其成员国表达了种种不满。

二是面对国内的反对声音，莫迪政府不再动员印度学界积极论证“为何印度需要成为RCEP的一部分”，以及“退出RCEP将会如何导致印度被孤立”。自2019年11月以来，印度政府、媒体和学者辩论的焦点都已微妙转变为“为何退出RCEP更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三是印度宣布退出后，日本第一时间向印度和其他成员国传达了“不愿在印度缺席的情况下签署协定”的信号，并积极劝说印度回归谈判，表示希望能够成为印度与RCEP其他成员国之间化解分歧的桥梁，推动十六国共同签署协定。

然而，2020年2月，RCEP十五国举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印度受邀却并未出席。2020年11月，其他十五国正式签署RCEP，印度仍未改变退出的基本立场。

二、印度RCEP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印度对RCEP的兴趣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RCEP能够给印度带来经济、政治、战略上的潜在长期收益，从而对印度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与TPP等其他区域贸易协定（RTA）相比，RCEP更加符合印度的发展现状和利益诉求。

从长期来看，RCEP不仅可为印度应对经济危机和TPP的负面影响、提振国内经济提供重要契机，也是印度开拓亚太市场、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桥梁。同时，RCEP还有望成为印度利用服务贸易优势、推动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平台，并可为其深化国内政治经济改革创造新机遇，为践行“东进政策”、实现大国目标奠定基础。

然而，受短期经济成本、国内改革进程、成员之间相对收益差异和互信不足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印度始终未能打消疑虑，为加入RCEP做好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备，这是导致印度在RCEP谈判中长期反复不定的根源所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及其可能对印度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印度加入RCEP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印度对RCEP谈判的态度一度变得十分积极的主要原因。但随着谈判接近尾声，成员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果逐渐明朗，印度国内对RCEP问题变得高度“政治化”，莫迪政府对RCEP的利益偏好也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这是导致印度宣布退出RCEP的最主要原因。

其一，印度的RCEP政策立场受到莫迪政府利益偏好变化的影响。

印度长期以来在RCEP谈判过程中的言行不一、反复不定是印度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之间再三权衡、疑虑难消的表现，本质上反映了印度对自身经济实力与发展前景的信心不足。一方面，由于印度在RCEP成员国中一直处于区域价值链的最低位之一，RCEP给印度带来的福利变化远远小于日本、韩国等其他成员国。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国等其他十一个RCEP成员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且近年来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尤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已占到印度对这些国家贸易逆差总额的一半以上。

因此，莫迪政府既担忧达成RCEP后中国等其他成员国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会对其国内制造业、农业等相关产业都造成较大冲击，也担心即便其他成员国放低准入门槛，短期内印度商品也难以快速打入亚太市场，贸然加入RCEP反而可能弊大于利。

其二，印度的RCEP政策立场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印度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国内对RCEP问题高度“政治化”的结果，映射了莫迪政府治理能力上的不足和在处理国内-国际双重矛盾时的力不从心。自2016年启动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来，印度GDP增速连续出现滑坡，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率攀升，这些都使莫迪政府在RCEP谈判中面临较大国内政治舆论压力。加上既有双边FTA（自由贸易协定）对印度产业的“反向激励”作用，印度产业界在市场开放和规则改革等问题上对莫迪政府也形成了较大政策阻力。

2019年9月30日，莫迪政府刚在RCEP谈判中做出关键性妥协，10月，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下属的民族主义经济组织SJM就针对RCEP发起了一场持续10天的全国性游行示威，这是SJM首次对执政党发起如此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活动。

面对这种国内政治环境，莫迪政府不仅很难从长期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角度稳定看待RCEP，也更加不敢在国内矛盾激化时贸然加入RCEP。

其三，印度的RCEP政策立场受到美国和TPP谈判进程的影响。

莫迪政府RCEP政策立场的反复变化和“退群”决定也反映了印度在TPP和RCEP之间的权衡比较以及“特朗普冲击”下印度在区域政策上的两难困境。尽管美印双方都十分清楚印度尚不具备加入TPP的客观条件，但美国奥巴马政府曾多次释放期待印度加入TPP的信号，这直接影响了印度在RCEP谈判初期的表现。

此后，经对TPP和RCEP反复权衡比较，印度政界、学界和商界日益明确的一点是，在印度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加入RCEP更加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如果贸然加入TPP，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进行市场对接，印度国内市场将遭受比加入RCEP更加严重的冲击；但如果不加入TPP，该协定引起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又将给印度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甚至使印度成为TPP非成员国中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在TPP谈判结束的“刺激”和其他RCEP成员国的“催促”下，印度不得不做出抉择，依托RCEP来应对TPP对印度经济的冲击。

然而，受“特朗普冲击”的影响，近年来亚太地区局势呈现出一系列快速而微妙的变化，印度的RCEP政策立场随之再次出现动摇。一是美国的退出使得TPP名存实亡，印度通过加入RCEP来应对TPP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显著下降。二是随着中美、中印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对融入亚太地区的疑虑显著增加。一方面，印度并不愿意过早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相反，更希望能坐收中美贸易摩擦的“渔翁之利”，趁机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另一方面，印度也担忧贸然加入RCEP会给中国更多“可乘之机”，加剧印度在双方竞争中的失利地位，甚至还会给印度带来经济安全或政治安全上的风险。

其四，印度的RCEP政策立场还受到RCEP及其成员的影响。

莫迪政府“愤然退群”的表现不仅反映了RCEP及其成员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也表达了印度对RCEP谈判结果不达预期、协定结构不利于己的不满。RCEP谈判本质上是在东盟主导下对五个“10+1”（东盟十国加中日韩澳新任意一国）双边FTA进行整合的艰难过程。由于不同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经济实力悬殊，既有的这些双边FTA在贸易门槛和原产地规则等方面都差异明显，整合这些双边FTA的困难程度甚至高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FTA，也势必会引起成员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讨价还价。但内部凝聚力和自身实力的不足，以及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追求导致东盟在地区大国之间进行利益协调和凝聚共识的能力和意愿都有限，因此RCEP谈判一直是“重进程、轻进展”。

同时，印度与其他成员之间长期存在一定的互信不足问题。一方面，RCEP成员内部一直都对印度究竟是否属于“亚太”这个大集体心存疑虑，对区域经济合作究竟应向“印太”发展还是坚持以“亚太”为核心也分歧较大。另一方面，这种分歧和质疑反过来也进一步增强了印度的“被边缘感”和“地缘孤独感”，并影响了印度通过RCEP融入亚太地区的信心和决心。

另外，出于对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其他成员对RCEP框架下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开放较为谨慎，更加注重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这与印度希望利用服务贸易优势、增加服务贸易出口的目标差距较大，也引发了印度对RCEP和其他成员的疑虑和不满。

三、对印度重返RCEP的前景展望

长期来看，印度重返RCEP的可能性仍比较大。

一方面，加入RCEP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RCEP对印度的吸引力仍将长期存在。若彻底退出，不仅意味着印度很可能错失融入亚太市场、获得长期发展机遇的大好机会，也意味着印度的“东进政策”和一系列国内改革倡议都将失去重要经济基础和实践平台。且考虑到印度过去七年来参与谈判的“沉默成本效应”，以及印度对其大国身份地位的维护和追求，莫迪政府很可能会在时机成熟后重新考虑加入RCEP。

另一方面，其他成员都不希望印度彻底退出，印度重回RCEP的内部阻力相对较小。一是考虑到各成员之间双边和多边FTA的分布状况，如果印度彻底退出，RCEP给其他十五个成员国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实际上仍相对有限。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发布的十六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以及各国的官方表态都给印度重回RCEP保留较大空间的原因。二是出于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日本等其他RCEP成员可能会继续劝说印度重回RCEP，以对冲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三是中国也希望通过RCEP与印度增强互信、深化合作，稳定周边环境，缓解崛起压力。

然而，从短期来看，印度重返RCEP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一是考虑到目前印度国内面临的政治困境和经济结构，加上印度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短期内印度政府重新获得国内支持，并与其他成员国迅速达成一致的难度非常大。二是美国印太战略调整，以及中美、中印关系的急剧恶化，短期内都将对印度重返RCEP造成较大阻力。

因此，面对RCEP的正式签署和即将落实，目前印度可能会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一是积极“拉美制中”，借退出RCEP讨好美国、打压中国，从而在中印竞争中争取更多筹码，并试图说服美国将迁出中国的产业迁入印度，使印度获得更多经济发展机遇。

二是适时推进印日双边自贸谈判。这既可使印度在争取日本市场的同时避免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也可为印度进军亚太、重返RCEP留下机会窗口。

三是积极寻找其他替代选项。例如，近期印度正在积极考虑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签署自贸协定。尽管欧亚经济联盟与RCEP无法比拟，但这一选项不仅有助于印度夯实印俄关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RCEP对印度经济的冲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