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在疫情下欧盟出台了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展现了欧盟的团结，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在新一年即将到来，而疫情尚未退去的形势下，未来的欧盟经济前景如何呢？

根据欧盟委员会2020年11月发布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欧盟经济预计衰退7.4%，幅度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衰退。未来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疫情的走势。如果欧洲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各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限制就不可避免，经济自然也就难以恢复。

从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决策机制，以及近一年来欧洲抗疫的实际情况来看，要通过严格的社会管制来控制疫情很难成为现实选择，更大的可能是要依赖疫苗。虽然国际社会在疫苗研发上取得了新进展，但到大规模的应用仍需一段时间，而且欧洲民众对疫苗的接受度仍是未知数。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近期也认为，“疫苗不会立即对经济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至少在中短期内，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导致欧洲经济持续下行的基本面因素仍然存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欧盟在疫情下出台的“复苏计划”能否发挥作用，把经济带出泥潭呢？

发挥作用还需耐心

首先必须肯定欧盟在“复苏基金”问题上取得的成就。这一基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其中3900亿是赠款，无须受援助国家偿还。这一成就是历史性的，其实质是欧盟国家间财政上的转移支付，欧债危机期间也没能做到这一点，显示出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为共克时艰增强了内部团结。

同时，这一基金的目标还不仅限于应对当前疫情的负面冲击，还有意借机引领战略产业发展，比如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明确用于支持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显示出欧盟欲化危为机，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一基金很重要，自开始酝酿就备受关注，也被寄予厚望。但实际上，其对经济发挥直接作用，还需要些耐心。

11月中旬，“复苏基金”作为欧盟2021-2027年预算的一部分，被波兰和匈牙利否决，两国的理由是预算不应与法治问题挂钩，而欧盟机构坚持，使用这笔资金必须以“遵守欧盟的基本价值观”为前提。根据欧盟的决策程序，预算需要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才能执行，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对令“复苏基金”不得不暂时搁置。目前欧盟内部正进行紧急磋商，用欧盟官员的话讲，“我们又回到了危机”。

当前欧盟国家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基金支持，“复苏基金”不仅能否执行、何时执行面临变数，而且即便能够获得通过，其申领和使用程序也较为复杂，需要遵循“一国一议、一事一议”的原则，由需要使用资金的国家提出申请，经由欧盟逐一审批，而且不同条件下申请条件不一，审批机构也不同，审批流程复杂，势必导致费时费力。

参考此前意大利危机下迟迟得不到欧盟救助的情况，未来复苏基金执行效率与受援国急切期待之间也可能存在差距。加上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本就在民主、法治、价值观方面与欧盟存在分歧，这些矛盾不排除在复苏基金实际运转时再次出现。

一笔并不存在的钱

当我们谈到“复苏基金”时，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笔钱”，可供欧盟在危机下使用。但实际上这笔钱目前还并不存在，需要欧盟机构未来从金融市场融资，然后再由欧盟国家来偿还。

既然是融资，就必须要考虑市场的接受程度问题。目前来看，由于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普遍较低，甚至是负利率，这给欧盟机构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但这并不代表未来。

从货币政策上来看，欧洲央行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抑制通胀，目标是“接近但不高于2%”，只有在和这一目标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支持其他政策目标。2020年11月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的通胀率为-0.3%，远远低于政策目标，因而疫情以来采取的资产购买计划等宽松政策可以维持。

但未来，如果通胀水平发生变化，比如能源价格上涨导致通胀上升，到时欧洲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引起争论，因为欧元区内部一直存在反对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声音，如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如果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宽松力度缩减，不排除国债收益率会上升，届时欧委会从金融市场发债融资的难度也会上升，因为欧洲国家的财政状况在疫情下急剧恶化。

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比例不得超过60%，但实际上多数国家都超过了上述限制，在欧债危机期间也品尝到了“苦果”。债务危机后，欧盟吸取教训，大规模降低财政赤字水平，也取得了实际成效，2019年欧元区平均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已经降到了0.6%，实属不易。但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预计飙升至8.8%，未来如何消化是个严重问题。

在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如果再失去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欧盟的“复苏基金”融资难度不能低估。

经济基本面难言乐观

此外，从中长期看，欧盟的经济前景并非是由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复苏基金”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经济的基本面，但欧洲经济的基本面却难言乐观，受到诸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欧洲老龄化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当前欧洲人口平均年龄约为45岁，大幅高于北美的40岁、亚洲的35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34岁。欧洲人口占全球的比重1900年为5%，1960年为11%，2015年为6%，2060年将下降到4%，人口相对较少也势必降低经济活力。

这是影响欧洲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英国脱欧等动态性事件的冲击下，这一因素似乎被忽视了。而且，面对人均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不利形势，欧洲似乎找不到解决办法。引进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通常对改善人口结构有帮助，但难民危机过后，引入移民在政治上变得十分敏感和复杂。

二是福利制度拖累。欧洲的福利体制改革举步维艰、阻力巨大，以致一直有“谁改革、谁下台”之说。马克龙上任后曾一度试图“大刀阔斧”搞改革，但受制于民众阻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当前改革已停滞。未来，在欧洲的选举体制以及多党政治下，在决策层面难有足够的改革魄力，预计改革仍难见实质性成效。

三是创新活力不足。由于缺乏鼓励风险投资的机制、平台和有效的产业战略等因素，欧洲缺乏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环境。欧盟设定的每年研发投入占GDP比例的目标为3%，但从过去10年的情况看，这一数字徘徊在2%的水平。全球15大科技企业中，美、日、韩分别有8家、3家和2家，欧洲一家也没有。

“复苏基金”有意支持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但从欧洲的经济体制和过去的实践经验来看，企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市场环境，不管是成员国层面还是欧盟层面，过去也都有过类似的规划和指导，但截至目前效果有限。尤其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发展绿色经济，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欧洲为弥补本土企业竞争力受损，不得不对其他地区企业征收“碳税”，这可能引发国际经济摩擦。目前还看不出，欧洲已经找到了同时实现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目标的有效路径。

总体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欧洲经济不论是从近期还是从中长期看，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复苏基金”给了人们一些信心和希望，但欧洲要恢复经济活力，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