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世界格局正由“中心—外围”结构变为“分布式”结构。

所谓“中心—外围”结构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理论模式。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在通过国际分工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工业发达、技术进步的国家成为“中心”，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为这一体系的“外围”。

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得以形成。但这个秩序的底色，正是普雷维什所称的“中心—外围”结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金融、贸易、科技和生产体系，汲取超额利润，而其他外围国家的任务成了“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外围国家的发展主要是中心国家“发达”后的溢出效应。由于资本、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被中心国家控制，被定位为市场和原材料基地的外围国家很难实现自主快速发展。

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出现新的变化，产业转移推动了经济地理的变迁。首先是消费类电子产业从美国向日本转移，再由日本向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以日本为头雁的所谓“雁阵”模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雁阵”结构面临解体，因为日本作为头雁已经带不动超大规模体量的中国，中国逐渐由“雁尾”转变为“龙头”。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群体式崛起。先是高盛经济学家将其中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大型经济体称为“金砖国家”，后来又有汇丰银行提出“狸猫六国”(包括哥伦比亚、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如此等等，全球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也出现热潮。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动摇了“中心—外围”结构，发展中国家不再需要等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充分发展后才能发展自己，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也不再等“中心”地区溢出后才能流到“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变得主动起来，世界经济格局越来越成为一个分布式结构。在这个分布式结构中，原来的中心国家如七国集团等仍是重要节点，但“金砖国家”“狸猫六国”、东盟国家以及其他一些不断发展壮大的亚非拉国家，逐渐崛起为新的重要节点。

而且，世界经济的分布式结构得到技术革命的支持。最近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与新一轮技术革命几乎同时发生。这轮技术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扁平化和分布式。信息通信技术使生产环节的管理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间，从而推动中间产品的外包和经济地理的变迁；开源技术的流行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越来越快速和均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升了人、机器和社会的智能互联；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推动了价值互联网的发展，使价值实现全球转移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扩展。技术的分布式结构与知识的世界性传播相结合，使全球化时代某个单一国家想要控制技术的转移和渗透几乎不可能。

技术的这种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结构，必将促进世界经济向分布式结构的加速转型，从而使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均匀，世界各部分的发展更加自主和更能结合本地比较优势，欠发达地区的资源浪费和闲置状况得到改观，进而从整体上促进世界经济向着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发展。在分布式技术的支持下，世界各地区的群体发展以及相互联系加速，也将成为下一轮全球化的驱动力和突出特点。而且，在分布式经济结构带动下，国际政治和安保状况也将发生相应改变，新的国际秩序将在这种演变中发展成型。

也就是说，分布式经济结构得到分布式技术的有力支持，然后又将推动世界格局走向分布式结构。在这样一种结构的世界格局中，某个单一国家独霸或单边主义等做法都不可能再行得通。

在这种分布式结构的世界中，中国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国内深化改革的大文章，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双向开放，同时紧密维系与作为原“中心”的发达经济体和作为原“外围”的新兴经济体的产业价值链联系，形成产业链的“双环流结构”。这样，我们就无惧任何挑战。

(作者为国家开发银行国际战略研究处处长，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