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在6月17日发表了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在6月17日在台北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如何避免东亚的战争风险》。在这篇文章中，卜睿哲认为“要维系东亚长期和平，需要美中准确地评估对方，避免假设这是一场零和竞赛，并明白大国战争没有赢家。”

在我看来，卜睿哲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

“我并不同意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观点。艾利森认为，中美双方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但我认为还有其他可能性，例如美国也许不再保证东亚的和平，寻求某种离岸均衡(off-shore balancing)，并接受中国在这个区域的主导地位；中美两国也可能会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陷入长期对抗；我们也不排除北京和华盛顿会拟出和平共处方案，让两只老虎可以共同在一座山里生活。”

我认为卜睿哲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观点，值得中国重视。

卜睿哲说：“这样的和平安排，有可能是由中国、美国和日本共同领导的经济秩序，也有可能是某种降低风险和避免冲突的制度安排。这些协议和安排，一定会保证区域内的其他国家，不必在中美两国之间进行选择。”

卜睿哲的这一观点，当然也是战略的现实主义的。他的文章没有进一步说中美或者中美日等到底如何选择新的“安全安排”。

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正在讨论以下两大议题。第一，美国也到了考虑新的“大国协和”（concert of powers）的时候。这与前几年有所不同。长期研究“大国协和”的美国外交学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ss)最近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认为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终结、世界进入“无极时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的条件下，如果要避免包括大国冲突的世界无序（world disarray）的话，大国协和是可行的、必要的替代。第二，由于日本轮值2019年G20主席国，长期被遗忘的“美日中三边关系”这一议题似乎最近成为讨论热点。5月21日，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在纽约召开了“美日中三边关系”研讨会。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卜睿哲发表了其研究日本与中国安全关系的力作《比邻之祸患（The Perils of Proximity）》。上述演讲，他提到的中美日“共同领导”世界（地区）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是在重新思考未来的美日中三边关系。

2019年6月20日，我在南京参加了“中美关系和其他亚太地区问题”（国际）研讨会。在这场研讨会中，有人认为中美正在走向“新型大国对抗”，但也有人认为中美不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6月22日，我在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北京大学海洋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分析了中美，以及中国和印度等世界海洋强国之间的对抗（rivalry）。

中国目前在全面“海洋强国”，这意味着一个新兴海权（a rising sea power）。同时，中国也试图提供新的海洋国际规范（最近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缓解由于“海洋强国”引起的与其他海洋强国之间的冲突。在海洋领域，确实，中国是新兴海权（尽管中国从来是“海洋大国”），美国是老牌超级海权，日本、印度等都是世界一流海权，无论从双边还是三边的角度”，确实存在着“新兴海权”与“老牌海权”之间的冲突这一范式描述的大国关系特征。

有的研究者不认为中美之间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这类学术研究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假定（assumption）或者未来的情景（scenario），不能因为有的研究者认为不会发生“修昔底德陷阱”而不重视这一假定或者情景。

现在，对于外交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考虑“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而是要为解决（预防、防止、阻止、治理）“修昔底德陷阱”而准备。

为了避免或者阻止“修昔底德陷阱”的发生，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多边主义”（即大国之间的制度性的多边合作）产生的不仅是国家实力（包括海权）之间的均衡（均势），而且是对大国对抗、冲突的治理过程。人们往往以为“大国多边主义”，如19世纪的“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是因为欧洲的力量均势，而不去问为什么会产生力量均势。大国之间的协和本质上是一种结果导向和平的国际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一旦运行，就其过程产生了管理或者治理大国之间冲突的一种公共力量（公共权威）——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全球（国际）治理”。

目前，美国行政当局有选择地退出一些现存的全球治理制度。这一退出对美国与世界之间的和平相当不利。任何全球治理安排的崩溃将殃及世界和平。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国“五常”和德国加欧盟的解决伊朗核武问题的协议（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2015），已经导致了美伊之间站在了战争边缘。美国目前还在诸如G20这样的全球治理制度中。这一点很重要。（尽管G20是非正式的，但是，非正式性，而不是正式性恰恰在我们这个时代更能发挥全球治理的作用），这至少对于即使如此反对全球治理的美国领导人，也是与世界（尤其是与G20中的中国等成员）和平的机会。G20的全球治理作用早已下降，G20受到中美等大国冲突的消极影响，但是，却仍然提供着大国博弈的平台。

结语：第一，有三个相互交叉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后出现的全球秩序。他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叫法，其目前的危机预示着世界可能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一种可能是混乱的、无序的、冲突的。假如中美两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将是最坏的无序、混乱情景。第二，重建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变得十分迫切。对现在的一些关键的多边体制（如WTO）的改革，并不容易，甚至，对他们的改革也将失败。而对现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失败意味着世界无序和冲突的加剧。第三，在所有的世界秩序重建和全球治理改革方案中，来自19世纪的欧洲经验的大国协和可能是最为现实而有效的，这是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也是管理大国冲突的新过程和新安排。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年的现在，大国协和或者大国多边主义的优良价值将被更多的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的人们注意到。

（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