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其成立之初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金融危机本身的逐渐退潮，近年来世界多方声音都对G20提出了批评。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于G20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逐渐弱化。一些评论揶揄称，G20领导人合影照片越来越长，解决的问题却越来越少；另一些评论指出，各国在这个平台上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能够实际解决的问题却越来越少，G20已经沦落为政策问题的“清谈馆”，不能形成有效决议去影响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决策并促成通力合作。

然而，不同于前几年，2018年的G20峰会却备受世界瞩目，这种瞩目不是由于G20机制本身取得了突破、形成了什么决议，而是它作为重要沟通平台的作用得到了各国的清晰认知。2018年开始中美两国的经贸摩擦不断升级，各领域的合作关系被人为打破。2018年的G20阿根廷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之后两国在解决经贸摩擦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说明G20作为沟通平台，能够在加强重要国家的协调磋商、避免潜在经济危机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今年的G20峰会前中美两国元首将会面的预期使其再次受到各国关注。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都至关重要，如果两国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处理不好，那么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失去其最主要的动能。由于美国方面政策行为的不确定性非常高，通过G20峰会实现两国达成具体成果的难度较大，但保持沟通与接触、并且让G20的全部成员广泛参与到全球经贸合作的讨论中来，无疑有助于推动问题的最终解决。

日本希望通过本次G20峰会有效推动政策合作

本次G20峰会的主办方日本非常希望通过峰会达成一些切实的成果，日方认为G20机制本身的使命就是推动各国在相关政策领域的协调和合作。在议题设置上，日本方面今年主要希望在三个方向推动国际合作。一是促进国际社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的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国际发展融资的可持续性、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等。二是引领面向未来发展的政策讨论，比如说为了适应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今天的教育应作出何种必要的调整等。在这方面日方还特别强调了非洲的重要性。目前日本、欧盟、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都非常低，甚至一些国家长期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问题，非洲是未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供给方之一。如果希望影响未来的全球劳动力供给，今天针对非洲的援助、教育、医疗卫生、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安排就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政策发挥影响力是有周期的。对非合作的议题在2017年的G20会议上就已经提出，日本在今年的G20会议上将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是日本提出了一些日方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具体领域。比如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由于其人口特征有着特殊的先发优势、技术优势，今年的G20峰会日本就倡议在应对老龄化方面进行讨论。再比如说在基础设施修建方面，日方依据其经验提出了可持续的征地赔偿机制。在历史上，日本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建立了年金性质的征地赔偿保障机制，以99年为期向被征地的家庭提供固定的转移支付，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日方认为这些成功的具体领域的实践经验可以被其他国家充分讨论和广为借鉴。

中国应进一步细化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案内容

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形势混乱，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凸显，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担忧。各国普遍感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美国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从全球治理中抽身的举动，令局势更加恶化。从2016年到现在，唯一一个清晰的全球治理方面的声音，就是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当前，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无疑已经非常大了，而且中国也已经深度融入到了现存的全球治理框架内，国际社会也认可中国进一步深度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的意愿。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愿景，例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搭建了一些全球治理平台，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等。但国际社会目前还有一些疑虑，需要中国进一步澄清并完善自己的方案。

第一，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没有明确地阐释其想在全球治理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中国一直说自己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倡议让各个国家都发展起来，却没有阐释清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希望得到什么、实现什么。前不久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一位外国代表打比喻说中国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表态好比一个人对他的邻居说“我爱你，愿意跟你合作，让你更好地发展”，但却没有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国际听众来说，他们不清楚倡议背后中方有着怎样的激励机制，因而产生了一些疑虑。

第二，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的理论方面无疑还有欠缺之处。比如在经验方面，中国在“纲领”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推行和实践“华盛顿共识”，他们的大部分举措都要到“华盛顿共识”那里去背书。虽然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路子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非常失败的，但这至少是一个可以自洽的理论框架。该做什么，该怎么发展，都有理论基础。现阶段，中国在相关理论方面的欠缺无疑使得中国无法给国际社会提供一个替代性的发展理论框架，因而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第三，在经验和能力方面中国也存在不足。比如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建设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综合发展视角欠缺问题。例如，联合国妇女署曾表示中国参与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主要针对成年男性，而在给当地的女性、老人和儿童带来发展机会方面还有所欠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显著影响周边儿童、老人的安全，但这些方面的考虑目前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随着中国自身发展的深化和对全球治理进程参与的深化，中国无疑需要进一步形成相关能力，在提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案的同时，回应国际社会有关方面的关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