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正经历一场持续的社会革命。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便是典型。社会抗议因为一个日常的民生问题而引发，即燃油费的持续上涨和法国政府提高燃油费价格的决定。但由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并不那么重要的议题而起的社会抗议，很快就演变成法国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并且很快扩展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当然，社会运动不仅仅局限在法国，包括意大利、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极端政治力量（无论是极左的还是极右的）都在崛起过程中，会不断发生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

不过，在政治上更具有指标意义的社会运动，则发生在美国和英国两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两国也一直是西方民主的典型和骄傲。美国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到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和持续发展，英国则发生了脱欧公投。英美两国内部所发生的事件产生了巨大的内外部影响。

美国为了解决内部问题，把内部矛盾外部化，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即同时和多国进行贸易战。其中，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尤其严峻，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冲突，乃至战争威胁。英国脱欧运动已经对欧盟的整合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最终以“硬脱欧”结局，必然会导致英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给欧洲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不同的爆发点，但这一波社会运动的根源是1980年代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相继发生了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即人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减税、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对金融业）、消弱市民社会、限制和弱化工会、消减福利等等。

同时，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自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和价值必须通过一个强政府（甚至政府强权）而加以实现。为了强化内部民众的支持，两国对外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英国因此和阿根廷发生了福克兰群岛战争，而美国则把针对苏联的冷战引向一个高峰（即最后的决战）。

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人们之所以把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称为“新自由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两者的理论基础是此前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理论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回应。二战之后，英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凯恩斯主义共识，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说，凯恩斯主义也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共识”。在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引下，西方各国的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和社会福利大扩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官僚机构急剧扩大。所有这些因素，加上1973年外部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国家1970年代经济的严重滞涨。

经济滞涨导致了西方世界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新自由主义脱颖而出，取凯恩斯主义而代之。新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学派，但主要的思想基础来自人们所说的“芝加哥学派”，主要经济学家包括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弗里曼（Milton Friedman）。新自由主义从其开始起就是对两种趋势的回应。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集团计划经济的回应。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后，西方动用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来批判和围堵。这些努力也是西方更早些时候批判和围堵马克思主义努力的延续。

其次是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趋势的回应。尽管西欧社会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不同，但因为凯恩斯主义并不否定政府必须对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新自由主义因此也把凯恩斯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敌人”。这两方面的担忧充分反映在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上，这本书一直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

新自由主义从反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开始，最终演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很显然，新自由主义者只反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不反对强政府，甚至政治强人统治。实际上，他们足够“实在”，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目标，需要一个强政府来推行。他们和智利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海耶克）最崇拜社会“自发的秩序”，即一个没有任何政府干预下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但他们大力支持智利军人皮诺求特的独裁统治。撒切尔和里根的强势政治领导也符合他们的理想。

西方自1980年代之后的30多年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共识”，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畅行无阻，风行全球。正如凯恩斯主义造就了西方政治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有学者（例如智利经济学者索利马诺（Andres Solimano））指出西方今天面临着三重危机：（1）经济危机（滞涨、就业不足、投资疲软等）和经济学危机（经济学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和现实经济毫不相关）；（2）急剧恶化的收入不公平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顶端极少数人；（3）民主政治被强大的经济精英所“俘获”，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工具。

经济越来越不民主

收入和财富差异的急剧扩大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可说是汗牛充栋。不管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包括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社会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和99％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中产阶级规模的迅速缩小等。很自然，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穷国和富国、北方和南方等。

在过去数十年里，西方世界呈现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即政治上越来越民主，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自197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民权运动的崛起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民主，迄今为止“一人一票”成为西方民主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所有民主人士所持有的理想。但经济上又如何呢？经济民主意味着经济上更加平等。西方的左派（政治自由派）也一直期望通过政治上的“一人一票”来实现经济民主。但从经验来看，西方经济已经和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即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矛盾很难解释，也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民主政治已经被经济精英所俘获，他们把“一人一票”转化成为“一元一票”了。

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从开始到今天具有同样的本质，即谋利。或者说，谋利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这也被视为人类经济进步的动力。不过，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人类极端的不平等。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苦难世界”，而马克思则从理论上分析了那个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状况。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支为苏俄革命，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社会正义要从消灭私有制开始。苏俄革命者希望通过俄国与资本主义的链条脱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支为西欧的道路，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一支试图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劳工的利益。一战和二战期间又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开始强调政府的经济角色，来弥补市场的失败。在19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功不可没，造就了西方全面的福利社会。不过，如上所说，因为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

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新自由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如马克思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很容易理解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什么会触发新一波社会革命。

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

当代西方社会革命向何处去呢？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人们对社会革命的目标并不明确，而各国政府也没有解决引发社会革命问题的有效方案。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有走向欧洲版社会主义的趋势，主要是想通过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表现在其医疗改革上。但在金融领域，奥巴马政府需要金融资本来创造财富，因此政府仍然服务于金融资本，放松在这个领域的管制。

特朗普政府可说是对奥巴马的反动。尽管特朗普通过民粹主义运动而上台，但他仍然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够解决美国问题；相反，包括种族在内的诸多问题会恶化，造成更大的内部问题。在欧洲，福利社会已经高度制度化，很难动摇，只能继续走福利主义路线。在较小和发达的北欧国家，新版本的福利主义已经浮上台面，即普遍工资制度。但较大的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则面临巨大困局，一方面昂贵的福利难以为继，但另一方面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所示，削减福利或损坏福利的政策又不得人心。

在越来越强大的资本面前，西方民主显得无能为力。资本对自己的力量运用自如，控制选举，操纵媒体舆论，甚至走上政治舞台亲自执政。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从表面上看赋权平民，使得一些“政治局外人”有了执掌政权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又怎样呢？一些局外人从反建制开始，一旦进入建制，就成为建制的一部分，继续为建制服务；而另外一些局外人执政之后依然是“局外人”，在强大的资本和建制面前显得软弱不堪，他们可以轰轰烈烈地上台掌权，但避免不了无奈地下台。

政治和经济所造成的分离状态可说是西方的理想。西方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近代君主专制到近代民主的转型，资本是主体，没有资本的力量，很难看到现代西方民主。但资本也为自己构画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所构成的制衡是西方民主的基础。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是这样，但今天的情况则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毋庸置疑，资本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一个巨大政治挑战。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内部的巨变还可能演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一战、二战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内部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容易就转变成为外部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民族主义运动则往往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近代世界秩序是西方建立的，迄今为止，这个秩序的变化也和西方国家内部的变化密不可分。可以预见，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革命也必然反映在世界秩序的变化上。因此，西方正在经历的社会革命也必然是对全世界的严峻挑战。对此，人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