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一带一路”(简称“带路”)国际合作与中拉双边、整体合作交汇、贯通，并将相互支撑与强化。

（一）我国共建“带路”倡议从亚欧沿线国家向拉美加勒比（简称拉美或拉）开放以后，拉美积极响应并踊跃加入。乘新世纪以来中拉双边合作和近五年来整体合作跨越式发展的东风，我国“带路”洲际合作平台自然延伸到拉美，起步顺利，前景广阔。

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三个大国及二个中小国家尚未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但他们参与项目合作的意愿和行动，仍反映出“带路”倡议与拉美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刚闭幕不久的第二届“带路”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显示，在金融、融资、财税、科技、贸易、工信、能源、环境、商事等领域均有拉美大中小国家和地区开发机构不可或缺的参与。

新世纪以来，中拉关系经过2001年-2013年双边勃发阶段和2014年-2019年整体攀升阶段，从大国带领双边合作，到大中国家推动整体合作，再到当下启动的中小国带头、大国在后的共建“带路”，中拉构建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伙伴关系的国别动力将更为强劲、均衡和完整。

（二）“带路”的“五通”（政策、贸易、资金、设施、人心联通），与前一阶段中拉整体合作的优先领域（贸易、投资、金融、能资源、基础设施、一二产业、科技信息），以及世纪之初拉美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重点（交通、能源、通讯）多有交汇。“带路”的“三共”宗旨（共商、共建、共享）也贯穿为构建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

基础设施联通需要数额大、周期长的融资保障，一般由公共资金承担或牵头。这是中方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起码政治上）永属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拉美亦具备了相应合作能力。我国对拉宣布各类融资安排超过800亿美元。相对于中非合作论坛（两次）峰会支持非洲发展的1200亿美元，我国近年对拉整体融资安排的规模并不逊色。

（三）拉美国家数量占发展中国家的四分之一，人均收入水平多为中等偏上。近年来，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拉贸易额创3074亿美元新高（为中非贸易额一倍半）。拉美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中国也成为拉美重要投资来源国和新兴资产并购国；2017年，中国企业在拉投资存量达3868.9亿美元（为我国对非投资存量二倍）。

从经贸投资等指标看，拉美整体实力和对外、对华关联排在非洲之前（GDP为非洲三倍），亚洲之后。中拉各自经济总量和相互流量的这种基因性的发展规模与格局，将为中拉“带路”共建后来居上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拉美现在是我国“带路”非沿线国和非重点方向；但长远看，拉美应该而且也完全可以从共建“带路”不可或缺的自然延伸方变成大有作为的重要参与方。

二、中拉共建“带路”的优势和潜能是“结伴成行”。

（一）习近平主席说过：“大雁能够穿越风雨、行稳致远，关键在于其结伴成行、相互借力”。“共商，共建，共享”的精髓正是结伴致远，不独扛独享，不单方恩赐；相互借力，共破瓶颈，更同控风险。要实现高质量共建“带路”，在遵循绿色、廉洁、劳工等高标准的同时，首要的是合作项目可持续。中拉多年来已积极并成功实践“结伴成行”。在这方面，与中亚、中非等合作项目比较，中拉似走在前列——经济效益尚好，违约风险几无。这当然也离不开拉美市场运作机制整体较健全，营商环境总体较稳定，多与我国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

（二）“结伴成行”的主要成功经验。

一是对等结伴+“杠杆”结伴。结伴拉美政府和官方开发机构，找准契合当地需求、条件的优选项目和融资方案，遵循商业而非政治原则做出投资决策；同时撬动当地民营乃至第三国资本，推动创新与卓越。

例如，巴西美丽山电网一期项目由巴方政府（保障市场流量）特许中方国网巴西公司（占股51%，保障创新技术）与巴电公司（占股49%）投资建设并经营30年；我国山东电建和巴西、玻利维亚、西门子等公司竞标为建设供应方；巴方国开行（占总投资45.7%）联合多家银行融资。一年多后，国网巴西公司又携西班牙公司，中标世界最长的电网（美丽山二期）项目，新创就业为一期的四倍多。特高压输电成为继高铁、核电后，中国制造业出海的第三张名片。

二是公私结伴和委托结伴。我国企业已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多国按公私合营方式（PPP）实施项目。墨西哥-中国双边投资基金（24亿美元）委托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按照国际最高财务标准管理并共同参与投资。

三是高水平结伴。在贸易制度联通方面，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等中小国家与我国签署或升级自贸协定，相互零关税占比97-98%，推动贸易快速、长期、多元增长，在拉美乃至发展中国家中走到前列。

三、中拉“带路”致宽致远的挑战与应对。

（一）提高我国国有资金对中拉“带路”的杠杆作用。

当下，中拉“带路”融资多来源于我国主权基金。用国家基金推动“带路”，战略作用应是“瞻前”启动和“顾后”保障，以吸引拉美公私资本以及第三国资本加入，一亿元当几亿元使，起到金融杠杆作用。

从我方考虑，“带路”首重周边、亚洲互联互通，并逐步扩大，探索各国、各地区间的联通。在向拉美延伸方向，虽我国投入力度不逊非洲多少，但将来增幅不一定也不总会那么大。

从拉美方面看，市场融资和经济结伴能力强于非洲及不少亚洲国家。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国际惯例”的宗旨，中拉共建“带路”已开始、也必将致宽致远；不会逊于我国与非我国周边的、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互联互通。

（二）特大项目须多谋共定，水到渠成。

拉美区内贸易率远低于除非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建设拉美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如巴西秘鲁（玻利维亚）两洋铁路规划，涉及当地各国经济社会不同利益和需求，协调共识不易。谨防先从政治意愿着手。要明晰拉方主体地位，给可行性研究足够时间空间。除了当事国，还应依据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等次区域计划，把当事地区的多边金融机构（如美洲、拉美、普拉塔和中美洲开发或一体化银行）拉进可研、立项、融资以及建、营、监的主体。

连接、便捷拉-中、拉美-东亚跨洋大通道更是中拉、亚拉交通设施联通的高大上。跨洋联运联网需求是跨洋物流人流网流增长之果；既涵盖中拉，还穿越东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和北美洲。光纤宽带海底跨洋网络通道亦然。近年中拉空运直航线路已在增加。水到渠成、统筹全盘与长远，都要求特大项目立项多谋共定。

（三）关注地区政经生态，深入多元全面合作。

南共市以民主条款开除委内瑞拉，南美国家联盟解体，利马集团联欧对委外交制裁，标志着世纪初兴起的由中左翼国家牵手中右翼和激进左翼国家的南美政治社会乃至金融等一体化高潮消退；也从深层显露了南美左翼，尤其激进左翼（主要委）未能缓解资源产品“高价周期”治理模式的后崖跌效应。当前，太平洋联盟中右翼模式（墨、智、秘、哥）政经较稳，活力较强。南共市中左翼模式（巴、阿等）向右调整，规模、底气仍在。玻利瓦尔联盟激进左翼（委、古巴），遭美趁火打劫、蛮横施压而困难较多。拉（原）中左、中右国家与委对立，致拉共体正式机制一时停摆，但我国与拉整体框架下合作项目在双边范畴操作，未受影响。

我国既定对拉合作计划与方针中，除继续重视巴、墨、阿等大国市场效益、高资源供给和产能欲升级的优势和需求外，可加强拓展智、秘、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厄、萨、哥伦比亚等沿太平洋中小国；这些国家市场对我国开放度高，对共建“带路”比较主动。可考虑加入跨太平洋全面渐进伙伴协定（CPTPP），顺势升华我国与拉美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稳定与委等激进左翼国家的经济合作，适度提供民生援助。委在野派对媒体表示，赞同与我国石油换贷款。

（四）发挥我国数字经济优势，共建数字“带路”。

数字经济、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在拉方兴未艾，将大幅拉近中拉遥远地理距离。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跨境电商正帮助拉美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将成为中拉新的重要合作空间。联合国拉加经委会高官西莫利表示，中国数字经济和互联网行业领先，“带路”合作帮助拉美加速数字化建设，增加拉经济动力与活力。泛美开发银行高官建议，“在南美山区，建好数字基础设施，找好当地运营商，中国数字金融大企业可积极进入。”

同时考虑培训转岗和就业救济等配套措施。

（五）推动拉与我国“带路”沿线国结伴，开拓市场增量空间。

萨尔瓦多专家指出，“‘带路’倡议可锦上添花。拉美参与到‘带路’中来，不光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还可以与那些同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在中国周边以及现有沿线国基础设施联通和新市场成就之后，拉美自身的优势产品、资源也会面临随之进入的动力和空间，可通过中拉共同推介、第三方合作、多方合作、南北合作等路径。

（六）防范美国诋毁阻扰，务实推进“带路”共建。

特朗普总统现将我国视为主要的地缘竞争对手和内忧替罪羊，身边极右、冷战、反华派沉沙泛起，挥舞征税、制裁大棒，以单边霸凌强撑其在全球以及拉美相对下降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拉美，美重祭门罗主义，压右打左；抹黑我国形象，吓小国与我国断交，可能强化对我国“带路”倡议的阻扰。

中拉合作平等互利，既无地缘竞争意图，亦不影响美正当利益。倒是“美国优先”无视拉美经贸、移民等诸多发展诉求，难以吓阻拉对外多元尤其对华的合作努力。

针对美目前在拉对我国无理性言行，我国当及时澄清、严肃反应，但亦无须纠缠。拉美人自可看破美政客的愚鲁。巴西副总统说，“各国都有选择合作伙伴的理由，巴西不管谁和美国合作”。巴拿马总统称，“美国应关注中美洲，否则就是邀华填补空缺”。美在拉有根深叶广的利益和影响；在美中之间，拉愿两边交好而不会选边站。中拉共建“带路”可扎实推进、成长。为舒适起见，不排除轻虚重实的默契，甚至暂不着急把原中拉整体合作项目挂上“带路”称谓。重点是不留瑕疵，搞好法律保障，注重社会效益。

（七）中拉“带路”可先行与联合国“2030议程”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包括拉美24国在内的全球193个国家的集体共识。我国“带路”五通与“2030议程”的17项目标有不少天然关联。联合国众多机构已与我国“带路”倡议展开合作和对接。《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作为“2030议程”的实现路径，希望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机制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缺口，而”带路”建设正逢其时。

“带路”建设目前主要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合作，在标准性和透明度方面，易受到美西方“另起炉灶”的质疑。与2030议程对接能够帮助“带路”更有效地消除地缘疑虑，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还能通过更多市场信息和国际标准规范，降低“带路”建设风险。

当然，最贫困、中等偏下、中等偏上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某些规则概念不尽相同，需要一定的适应和过渡。“带路”倡议是我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我国可从中协调，寻找各方公约数，在高标准的大方向下，适度区别，用中长期项目建设和经贸交往来充实短期、碎片化的联合国援助，有效推动拉美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拉美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发展领先地位，中拉共建“带路”与“2030议程”的总体（或局部）正式对接可先试一步。

（八）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

新世纪以来，中拉旅游、文化交流的人际联通明显增加，中拉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民意基础日益宽广，开始走向文明美美与共、民族和谐相处的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中拉未来将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牢靠的政治纽带、深厚的友好感情。虽然在这方面，中拉可能还在中亚（大部分）、中非、中阿（拉伯）之后。

上世纪末叶，拉美在涉我国人权问题投票上一直弃权。正如钱其琛副总理当时所言：这是拉美对我国的间接支持。拉美政治家对我方亦不曾讳言：拉美价值观属西方体系。然而，在人类利益攸关迅速扩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日益清晰的未来时代，在美西方价值体系的主流地区尚不能平视或信任中华文明时，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文明对话和价值观认同定会迈出较快和先行步伐。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