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两年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压制中国立场非常强硬。以2017年美国国家战略与安全委员会致国会的报告首次定位中国为战略对手以来，除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外，并在科技、投资、留学生、军事、台湾、疆独、藏独等问题上一再对我发难。这是中美建交40年来未曾有过的。两国相当多的专家认为，这并非特朗普个人现象，而是近年来美国各派对华基本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知华派还是友华派，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白领还是蓝领，都主张对华强硬。因此反对中国已成美国朝野共识。它是一个战略转变，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

基于这一判断，特朗普身边强硬派主张与中国脱钩并进行冷战的呼声占了上风。美国国会通过并经特朗普签署，于2018年8月13日成为法律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含《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FIRRMA）大大加强了对中国在美科技并购的限制。随即，特朗普政府宣布永久性排除华为、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44家军工企业实行技术封锁。美国《外交》杂志2018年8月7日刊载署名阿里.维内的文章称，两国的观点“可能预示着美中经济引擎不再紧密相连，特别在高科技产业。”并认为，“过去40年来，若非经济上互相依存，美中关系可能变的更加紧张，甚至对抗。”国内一些专家担心，类似当年苏联阵营与西方经济分开的两个平行市场会否再次在中美之间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美冷战僵局。

这又引起更深层次的关注，即中美会否脱钩、发生冷战甚至战争，无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还引起另一个判断，即经贸关系曾长期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却成为中美对峙的主战场。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大量、连贯的事实，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并有效应对。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进行客观、全面的科学分析，避免片面性。

1、美国并非整个朝野反华和主张中美经济脱钩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最近的民意调查，对中国有好感的占被调查人数38%，与2016年即特朗普上台前差不多。其中18-29岁年轻人的好感比例为49%。

1.美国许多地方政府支持发展对华合作。加州众议院2018年10月以88票全票赞成通过决议，要求联邦政府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加州州长直接斥责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愚蠢”。不少中西部州及芝加哥等城市纷纷派团访华寻求合作。

2.美国广大工商界仍然支持对华合作。不少企业虽然对于在华待遇和各种行政障碍有各种不满和诉求，也赞成特朗普政府对华交涉，反映他们的诉求。但无论是主要经贸团体，还是绝大多数企业，均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关税。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对华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关税后，美国107个商贸组织声明反对。美国贸易代表署三次对华加征关税的听证会，反对者占94%

3.即便特朗普政府，除了对华打压的一面，还有寻求合作的一面。否则中美经贸磋商就毫无意义，更不会朝向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

4.美国精英也不是一边倒反华和主张中美经济脱钩。曾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3月30日在北大全球青年中国论坛上说，中美经济“脱钩”绝对是灾难。

以上事实说明，并不是美国朝野一致，或全社会地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

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全面压制，只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是美国各州各级政府的共同政策。美国部分智库精英持这种看法，不代表美国社会持相同看法。美国锈带钢铁、汽车等制造业部分蓝领持这种看法，也不代表美国民众持相同看法。因为其就业人数，不足美国非农就业总数1%。

2、中美脱钩的前景可以基本排除

1.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均已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

例如半导体和信息通信、航空器制造和汽车等。两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大规模分工合作是无法被切割的。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最大伙伴不是北美，也不是欧洲，而是亚太，占31.4%（北美和欧洲分别占29.6%和19.8%）。中国又占美国对亚太贸易的将近一半。

美国高技术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业对中国市场依赖相当大。据美国CBS 2018年3月23日报道，中国市场占美国主要半导体企业销售额比重分别是：Skyworks Solutions 80%、高通63%、Qorvo 60%、博通52%、美光50%、德州仪器43%，A.O.Smith 33%，英特尔23%。美国高科技巨头必须向中国市场发展，才能保持足够的收入规模，支撑起巨大的研发投入。否则无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反之，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也相当大。2017年美国计算机及电子进口为4005.64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为1842.88亿美元，占46.0%。美国该行业的产业外移是上世纪80-90年代逐渐开始的。这个产业链在中期内很难改变。

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截至2016年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约2400亿美元，超过中国对美投资存量的1100亿美元。2017年，美国在华企业在中国本土销售额超过6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在美企业的美国本土销售额（美国商务部估计2015年为220.88亿美元）；实现利润超过700亿美元。

据通用汽车2017年财报，2017年通用汽车全球销售890万辆，微增0.8%；净亏39亿美元。在美国本土和韩国销量均不振，唯独在中国市场一枝独秀，在华销量首次超过400万辆，达到404万辆。远超美国本土销量。占其全球销量45.4%。利润达到133亿元。2018年通用汽车在华销量虽然减少到360万辆，仍远远超过本土销量的300万辆。

据中国美国商会2019年会员调查，在回馈的会员中，2018年有67%的会员实现了收入增长，高于上年的65%。62%的会员仍然把中国列为首要或世界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高于2017年的59%，更高于特朗普上任前2016年的56%。

2.美国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后果

中国已是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亚洲产业链的中心（美国处于边缘）。中国制造业总规模接近美国的两倍，而且具有世界上所有产业部门。美国则不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也不拥有所有产业部门。如果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它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产业链。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仍然以中国而不是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将失去一个完整的世界市场。中国市场占波音飞机全球销售总量约四分之一。全球飞行中的9000多架波音飞机都有中国的零部件。失去中国，波音飞机不仅将失去四分之一销量，甚至无法组装。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行业将大面积萎缩。通用汽车将失去45%的销售量。硅谷高科技产业巨头将无法做大。因此，美国经济所受打击将是极其严重的。这也是谢淑丽称为“灾难性后果”的理由。

3.贸易政策无法改变经济规律

特朗普政府关于中美科技、经贸脱钩的威胁、战略和政策，都仅仅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规律；是反全球化的思想和政府强力，却不是全球化经济规律本身。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全球化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而产生和发展，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所有政治行动、政党主张、政治人物竞选纲领、所有的贸易安排和对它们的立场，都是上层建筑。它们只是前者的反映，反作用于前者，但不可能决定前者。相反，最终必须服从前者。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创造历史最高纪录，达到6335.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5%。即便因为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政策而出现短暂下降，也不可能大幅减少，而且最终必将回增。

3、经贸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如前所述，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破坏，并不是经济活动本身出现了根本逆转。美国商界对我投资环境的抱怨，也是针对我国相关上层建筑，不是针对投资活动本身。必须把二者清楚地区分开来。

正因为中美之间经贸合作规模巨大，才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特朗普政府的无限度打压，并最终坐到谈判桌前。设想如果中美双边贸易额只有数百亿美元，相互投资额基本为零，两国科技、经贸的脱钩便相当容易，特朗普政府对我发动冷战和全面制裁的可能性便大得多。俄罗斯是个极好的例子。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全力制裁俄罗斯，并力迫欧盟以同等力度对俄制裁。结果欧盟不少国家特别是德国三心两意，继续打擦边球，继续维持一定经贸合作。一个基本原因是美俄贸易额远远小于欧俄贸易额。2018年美俄贸易额只有250.63亿美元，仅及德俄贸易额695.98亿美元三分之一强。俄罗斯只占美国全球贸易额0.6%左右，而中国占美国全球贸易额15%左右。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交织，如同飞去来器，打压中国，也伤及自身。换言之，中美两国地方、企业之间以市场为基础的大量日常经贸活动，及由此带来的对美方的利益，仍然为艰难地维护中美关系稳定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4、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避免英雄史观

综上所述，判断美国全社会反华和中美脱钩危险，仅仅是根据华盛顿和部分精英的言论、主张和政策。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这仅仅看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仅仅看到上层建筑，并没有分析其所基于的经济基础。而最终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是客观经济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建立了世界市场，便使一切生产和销售都国际化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分工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后者则带来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主张中美经济脱钩，仅仅是美国少数人的主观意志，而今天的全球化内在经济规律的发展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认为美国少数精英的主观意志可以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英雄史观的反映。我们应当认真避免。

2.研究中美关系、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应当从政治经济学入手

马克思主义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共产党宣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纲领，但大量的基础论证是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宝库。马克思正是从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是从政治经济学入手。

研究中美关系、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应当首先研究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并研究它如何反映到、并最终制约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则如何反作用于前者。因为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的继续，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则是第二性的。

我们应当避免仅仅研究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方面，仅仅从国际关系历史去研究当前和未来，或者只研究某些重要政治人物或学者今天的言论，就轻易得出最终的判断。那是不完整，不深刻的。而且这种判断往往是漂浮的，容易随着言论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应当提倡完整而系统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收集和完整研究中美两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关系变动中的各自经济基础，彼此经济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如何反映到上层建筑，产生何种方针政策和行动；研究未来可能的演变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判断和对策，为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尽可能延长我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文章转自大国策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