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的政治僵局，以及反对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中期选举反应，都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近年席卷世界民主国家的民粹主义潮流。事实上，人们早就应该反思了。

民粹主义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术语，适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政党和运动，但其共同特性是憎恨权势精英。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美国两大政党都出现针对全球化和贸易协定的民粹主义反动。一些观察者甚至将特朗普的当选，归因于民粹主义者对过去70年自由国际秩序的反动。但这样的分析过于简单。结果是由诸多因素以多元方式决定的，而外交政策并非主因。

民粹主义不是新鲜事，而且它是典型美国式的。一些民粹主义反动，如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担任总统时期，或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等，都引发了强化民主的改革。其他的如19世纪50年代的反移民、反天主教的无知党（Know-Nothing Party），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乔·麦卡锡（Joe McCarthy）参议员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州长，则强调仇外和排斥。近年来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则两者兼而有之。

民粹主义反动的根源既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它们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发现，早在2016年选举之前，文化因素就已经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选民倾向于支持特朗普，但年长白人男性等群体也是如此，他们在那场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导致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文化战争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艾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已经证明，在共和党初选中，种族仇恨是对特朗普胜出影响最大的单一因素。

但是，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解释并不互相排斥。通过辩称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公民的工作，特朗普明确地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在美国南部边境建墙，其象征意义可以拿来用作口号，以围绕这些问题团结基础选民。这就是他觉得难以放弃这个想法的原因。

即使根本不存在经济全球化或自由国际秩序，即使在2008年后根本没有出现大衰退，美国国内的文化和人口变化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美国在上世纪20和30年代就曾出现这种情况。20世纪的前20年，有1500万移民涌入美国，使许多美国人感觉不胜负荷，恐惧不安。20年代初，三K党（Ku Klux Klan）死灰复燃，并推动1924年《国家起源法案》（National OriginsAct）的通过，以“防止北欧民族被淹没”，同时“保护他们所崇敬的更古老、更单一的美国。”

同样，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不是导致，而是反映了深刻的种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裂，这种分裂的形成，是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反动。随着机器人和贸易一样，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文化的改变也会继续造成分裂，民粹主义在美国很可能继续存在下去。

支持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政策精英应该谨记，他们必须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以及向那些受到国内外变化影响的群体提供调整性援助的问题。对移民的态度会随着经济的改善而改善，但它仍会是一个牵动人们情绪的文化问题。当大衰退的影响于2010年年中达到巅峰时，皮尤（Pew）的一项调查发现，3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让国家变得更强大，50%的人认为移民是负担。到了2015年，51%的美国成年人说移民让国家更强大，41%的人指他们是负担。移民是美国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一个来源，但如果政治领导人想要抵御本土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重重的时期和地区，他们就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处理好物理上和文化上的国家边境问题。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应该从2016年大选的激烈言辞，或从特朗普精明地通过社交媒体，用文化分裂问题操纵新闻议程当中，误读美国民意的长期趋势。特朗普虽赢得了选举人票，但他的民众选票落后300万张。据2016年9月的一项民调，65%的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利大于弊，尽管他们担心就业问题。虽然民调总是有通过改变问题的措辞和顺序影响回答之嫌，但“孤立主义”的标签并不是对当前美国人态度的准确描述。

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每年都会询问美国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还是置身事外。期间，大约三分之一的民众一直坚持着可以回溯到19世纪的传统孤立主义立场。这一数字在2014年达到了41%，但是，与多数人的看法相反，2016年并非1945年以来孤立主义情绪的顶点。在选举期间，64%的受访者说他们支持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这一数字在2018年的民调中上升到70%，达到2002年（当时九一一恐怖袭击刚发生不久）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国内对移民和全球化的强力支持，与“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的观点格格不入。这一术语的定义仍然模糊不清，无法对问题作出解释，尤其是现在，对它试图描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似乎正在减弱。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