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在冷战时期，中东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的角力点——从苏伊士运河危机到德黑兰事件再到历次中东战争，桩桩件件背后都有超级大国“代理人”战争的阴影。

冷战结束后，国力不济的俄罗斯在中东采取守势，其影响力亦大幅收缩。而挟冷战、海湾战争胜利之余威的美国则在中东地区尽享了近十年无人挑战的“单极时代”。直到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随着阿富汗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打响，美国小布什政府深陷“反恐战争”泥潭，此前其所独享的单极优势也不断被自杀性爆炸、与中东国家（甚至盟友）龃龉加重、国际社会质疑等新因素所销蚀。

叙利亚危机爆发不久后，横空出世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国土上攻城掠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干预力量的孱弱和低效，俄罗斯顺势以“反恐”之名出兵叙利亚，不仅强化其在中东的军事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更使得该地区格局扭转了此前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朝着“俄强美弱”的新两极格局演变。对此，特朗普上任后不得不有所改弦更张，加强应对，逐步确立以俄罗斯为主要地区战略对手，以伊朗为主要打压对象，以美国——沙特——以色列三角同盟为基础的中东战略。

01、反复嬗变、众说纷纭的特朗普中东政策

虽然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日益清晰，但其具体政策往往异常反复多边，让国际观察者摸不着头脑。当前的“中东撤军”一事更是如此。

早在奥巴马时代，美国便谋求从中东“撤离”，然而在实践中不仅未能做到，反而被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所拖累，更深地卷入到叙利亚内战以及由“伊斯兰国”崛起所导致的地缘危机中。“逢奥必反”的特朗普上台后，在从中东撤离这一点上似乎还和他所憎恶的奥巴马享有一定共同目标。

2018年12月19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随着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进入新阶段，华盛顿已开始将军队撤回美国。随后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称：“我们已在叙利亚境内击败‘伊斯兰国’，那是特朗普总统任内让美军进驻的唯一理由。”

此举引发全球舆论普遍关注。在各国智库、学者分析特朗普此“撤军”决定的动机与实效时，中国学者们则难免将该举措放在当前不断升级的中美经贸战背景之下，尤其是虽不同于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却又在全球收缩、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这一点上一脉相承的特朗普“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如果人们承认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是竞争大于合作，那么他们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评估这份看似远在中东却很可能对东亚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

然而，就在中国学者为特朗普政府此举的动机、后果以及中国之应对而争论不止时，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剧情反转”。据美国CNBC电视台1月7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不会改变消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阻止伊朗通过资助恐怖主义行动而影响该地区的目标。蓬佩奥表示，从叙利亚撤军是“战术变化”，美国承诺在全球范围内打败哈里发或“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他还指出，“我们对抗伊朗战略没有变化”，美国仍然以结束伊朗的敌对影响为目标。

无独有偶，几乎是在同一时刻，1月7日博尔顿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美国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是有条件的，即：第一，需保证盟友以色列的“国防安全”；第二，彻底击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第三，得到土耳其有关确保与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战斗人员之安全的承诺。

面对如此“反转”、“反转之再反转”的交替，全球媒体也不禁感到诧异？究竟是什么矛盾或者内在的因素促成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如此前后反复呢？

02、特朗普中东政策反复嬗变的深层原因

要想理清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反复嬗变的深层原因，就不能就事论事，即不能仅仅就中东谈中东，而应将其中东战略的出台与相关政策的实施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那就是中国全球崛起的语境下美国所指定并已经开始实施的“印太”战略。

如已故著名地缘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所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重点主要集中于三条战线：欧洲的“欧洲桥头堡”、作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中东地区，以及在东亚作为“远东之锚”的日本。

当前，美国在这三条战线上所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假想敌依次为俄罗斯、伊朗与中国。在特朗普时代，“中国加速崛起所带来的东亚/亚太安全压力增大，要求美国集中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需求与“美国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恶化造成美国在东欧、中东战线安全压力增大，使其无法抽调资源应对中国挑战”的现实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特朗普“美国优先”要求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更需要特朗普美国将本已十分有限的资源加速向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倾斜。因此，特朗普上台后，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国际义务沉重的局面，看到美国有限的国力与代价高昂的国际义务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开启了美国式的“韬光养晦”，即重新盘点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义务与账单。

要实现上述目标，特朗普政府就必须在现有的全球军事部署中撤出一部分，用以降低军费开支和国际安全义务的承担。在东欧方面，最近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地区又由军演问题而产生新的摩擦。同时，美国国内正步步紧逼的通俄门调查也让特朗普难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俄罗斯-东欧战线“网开一面”。那么，可供选择的出路在哪里呢？可能只能在中东。

第一，特朗普和部分美国政策人士认为，中东地区已经因“成功的反恐战争”而重获安全。第二，他们认为，相对于东亚，中东地区对美国未来的地缘战略威胁和影响也相对有限。第三，最重要的是，由于油价下跌，以及由于页岩技术，美国如今已经从石油净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他们还认为中东地区对未来美国的经济重要性也在下降。正是基于上述考量，特朗普政府才在近期连续做出从中东撤军的举措。

然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导地位的加强，“什叶派新月区”在中东地区的壮大，美国与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矛盾的上升，都使得美国难以减少在中东战线的资源投入。在中东战线，随着俄罗斯通过干预叙利亚内战而逐步在东地中海地区掌握主导权，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所谓“什叶派新月区”的逐步建成，以及因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而在整个中东穆斯林世界引发的普遍敌意，都强化了美国在中东战线上的地缘压力，因而使其难以从中东地区全面收缩。

特朗普政府尤其认为，经受长年制裁的伊朗之所有现在还有能力干预叙利亚、伊拉克事务，扩大在其中东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巴马“错误地”签署了《伊核协议》，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伊朗的经济困境，因此，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多次声称要废除该协议。而在2017年10月的沙特—卡塔尔—伊拉克穿梭外交中，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则明确宣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已经转向全面遏制伊朗。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落实全面遏制伊朗政策的标志，并有可能成为中东新一轮动荡的开端。

相较于美国，作为宿敌且缺乏必要战略缓冲区的以色列对来自伊朗的威胁感知更为强烈。伊朗经济的复兴和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其可能具有的核能力，在以色列看来都是致命且迫近的威胁。而美以“特殊关系”以及美国的院外游说集团又给予了以色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能力因此，伊朗对以色列威胁的强化也同时提升了美国以伊朗为主要对手而实施“中东再平衡”战略的决心。

美以“特殊关系”的地区战略效应不仅表现于强化了美国—伊朗的固有矛盾，同时也加剧了美国与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矛盾，甚至包括其重要的地区盟友。特朗普宣布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引发了普遍敌意，也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战略环境。

由此可见，来自以色列的“拉力”与来自俄罗斯、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压力”，都使得美国无法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与资源投入。

03、特朗普政府与中东未来格局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在当前中东事务上表现出的种种前后矛盾的行为和言论，根本上是其实力与目标、全球大战略与中东地区战略、谋求减少同盟义务和盟友的安全诉求等层面上的深刻矛盾所导致。而且上述国际问题也因为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权力架构，而籍由外国利益集团游说、舆论影响等渠道而与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交织在一起，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在大方向上是明确的。这也意味着，在没有强大外力（既包括外国、国际体系，也包括来自白宫决策圈以外的政党政治、国会博弈、游说集团等）阻挠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都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源的投入，并将这些资源投放到其他他们认为最有必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大概率上讲应该是在环中国的周边地区。对此，中国方面需要有所认识，早为之所，而非以为这些仅仅是远在中东的“天边之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多维CN》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