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面临的结构性变化

就当前国际形势来讲，中国的国际关系面临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呢？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而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

即使要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一种一个体系内部的“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体系内部有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不选择苏联“另起炉灶”的道路，那么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从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下，任性地推动贸易战升级，从中可见一斑。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和美国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另一方面，中美两大国并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也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例如，哥本哈根会议决议尽管是美国和中国合作的结果，但美国并没承担责任，而中国不得不承担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之外挑战它，而是力图通过加入这个体系，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当今国际秩序下美国面临的矛盾

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形成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

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并且美国仍然处于体系的最顶端。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组建亚洲“小北约”，东海、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这些年来美国对中国认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承担责任，美国很难单独维持这个世界体系。

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今年的“领导角色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美国优先并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总统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倾向于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同时，在美国的新战略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rival powers），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美国要与俄国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要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强调“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做出应对准备。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

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在今后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两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达成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舞台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互动的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不管中国是否喜欢，这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现实。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其自身的利益。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路

中国已经向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决定要打破传统上霸权战争的大国关系逻辑。很显然，要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中国需要和美国相处共存。正如这里所讨论的，这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很多的努力。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霸权下发动的贸易战有清醒的认识。

对中国来说，贸易战争最坏的结局便是和世界分离开来，孤立起来，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一旦孤立起来，就很有可能陷入“明朝陷阱”，即在国家还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如果滑向冷战，那么中国必须千方百计避免出现美苏冷战的情况，即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和西方没有任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避免这一结局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即用更开放的政策来应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美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已经接过了“自由贸易”的大旗，继续引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策行为。

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美国政府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性；第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贸易战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再分配。美国行政当局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支持下发动贸易战，但贸易战必然使得其他一些利益集团受损。因此，中国必须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减少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甚至遏止贸易战，因为美国行政当局很难支配资本的流动。中国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强有力反击和更大程度的开放并不矛盾，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一些领域给予特朗普有利回击的同时在另外一些领域实行力度更大的开放。资本唯利是图，只要能够在中国赢大利，没有西方政府能够阻止得了西方资本进入中国。

不过，还是一句话，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亦然。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文章转自IPP评论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