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也有一些非常刺耳的言论。美国挑起与中国的贸易摩擦，针对中国企业采取单方面制裁措施，核心是担心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产业发展，会威胁美国的科技垄断地位。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美洲峰会，有美国官员称中拉经贸合作对美洲没有成效，美国不会将拉美地区的领导权让与他国。这其实是担心来自中国的影响力，会动摇美国在拉美垄断地位。换句话来说，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举动，其实是“中国威胁论”的逻辑结果。

渊源

“中国威胁论”由来已久，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早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期，欧洲人就开始炮制最早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基于13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所形成的“黄祸”记忆，更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历史依据。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论”，其实也是一种“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1882年和1884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就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认为：大量华人劳工的到来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威胁”。

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美国人从欧洲人手中接过了“中国威胁论”的大棒，称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欧国家再次大力推动“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妖魔化宣传。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也开始泛滥。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至少已经经历了至少四波威胁论。第一波是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上世纪90年代，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1990年8月，村井龙秀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1992-1993年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称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则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出现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发生军事对峙有关。第三波中国威胁论发生于1998-1999年的亚洲经济危机期间及以后，中国在危机承担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经济影响力扩大，被一些美国人认为是对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威胁。第四波“中国威胁论”发生在21世纪，内容不断扩大，也更加具体，如“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内容。

现状

近些年来，所谓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威胁的话语正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发生变化。在过去，“中国威胁论”的论据有多种，但西方人最担心的是中国崩溃以及对世界所可能造成的威胁。那时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成分是中国崩溃论及其西方的可能影响。现在，“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变成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挑战西方的需要。“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成分是中国挑战论或中国渗透论。最近美国发明的一个概念“锐实力”，讲的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渗透能力。澳大利亚总理在国会用汉语高喊“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也指的是这一方面。

其次，“中国威胁论”开始涉及政治制度议题，美西方国家开始认真地思考应对措施。一是，美国的主权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中国强调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西方强调人道主义国际干预、人权高于主权等概念。现在，美西方也开始高调讨论主权原则和平等原则，开始强调其他国家不能干涉自己的内政。二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美国总统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致力于打开一道道关闭着的国门。但是现在，美国总统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中方则反复强调要改革开放，要把国门打开得更大一些。三是，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语汇的使用权发生了变化。在过去，这些词是中国攻击美国及其盟国的语言工具。现在，美国也开始用这些词来攻击中国。四是，话语主导形态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中国紧紧盯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防御行动。而现在，美国则紧紧盯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倡议和具体行动，并作出相关反应。

本质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管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何种对外政策，其他国家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甚至是威胁，是很正常的。在过去500年，发生在既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约有16次，其中的12次导致了战争。从现实中来看，二战后大国间竞争非常克制，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但是代理人战争还是发生了很多次。现存国际体系和规则，也没有完全消除大国间战争的风险。

总体来看，“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历史常态。无论是中国在落后挨打的清朝和民国时期，无论中国是在贫穷的冷战时期和还是在有一定发展水平的21世纪，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不以中国人的意志而变化。另外，“威胁论”其实是一种“大国成本”，所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或多或少会面临这一问题。“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但是，历史虽有相似性，但并非完全可重复。“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时代的一种旧思维。

当今世界有一套国际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文化，使得当今世界已经与殖民主义时期和冷战时期有了一些本质性差异。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机制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复杂化，使得“中国威胁论”得以产生的二元世界观，已经不再适应于今天的世界现实。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与一战之前欧洲列强以自身为中心、把世界经济分成几个集团不同，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经济阵营对垒不同，当今世界至少在经济上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地球村”。贸易战曾经是世界大战的重要起源或先声，但当今世界产业链条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却让贸易战的可能收益大降。例如，美国以“中国威胁论”为逻辑前提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不可能发展成一战前那种集团对垒的贸易战，因为中美两国事实上处于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有着切割不开的联系。

国际政治机制化是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为了保障世界和平，避免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的爆发，采取了一些长期有效的措施，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贸易、金融和其他相关国际机制，各国逐渐适应了通过多边和国际机制来解决双边争端的新规范。这对防止经济争端蔓延到政治和军事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际格局多极化是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美国担心中国会挑战甚至是取代其霸权地位。但是，当代世界并非通向一个新的两极或单极世界，而是通向多极世界或多中心世界体系。1945年，美国一家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6%，2017年下降到25%左右。按名义汇率计算，西方7国集团在成立时的GDP总量占世界的70%，到2017年下降到46%左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现在G7的GDP只占世界总量的31%。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二战结束这一历史特殊阶段的两极或单极格局都将成为过去，一个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多极世界正在形成之中。

国际关系复杂化是约束各国行为的重要因素。美苏冷战之所以是当时世界体系的主要特征，主要是因为两国分别领导着一个庞大的集团，可以决定当时世界的主要事务。但是在今天，美国虽然依然强大，但是对世界的领导权主要体现为“说不”的消极权力，而不是“说是”的建设性权力。与此相应，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德国、印度等国在内，在本地区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都在上升。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的世界，也不会是中国的世界，而是世界人的世界，是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互动形成的新世界。

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所有霸权国家最终都会衰落，美国也不会例外。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方式，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制造矛盾，为自己提供分而治之的机会。但是从很多地区和国家的反应来看，美西方的言论并不是世界主流，各国更多地是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美国的感受，来制订自己的对外政策。

（作者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智库作者，文章转自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