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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学堂:中印关系会重回正轨吗?
发表时间:2018-04-23 16:37 来源:国际网
目前无论是战略选择还是外交需求,中印两国都存在着稳定双边关系和弥合分歧的源动力。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在今年举行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峰会上见面和会谈,中印关系重回正轨是非常可能的。

自去年底以来,中印关系似乎开始走出低谷。两国政府互动频繁,相互“示好”或者表达“善意”。不管是口头还是行动,中印双方都释放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但是,我们也看到,去年夏天洞朗对峙事件给双方带来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失,担忧和戒心犹在。这种改善势头是因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而为,还是中印关系重新走上正轨的开始?

莫迪政府主动调整对华政策

2017年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印度,并出席中、俄、印外长第15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外长斯瓦拉杰,从双边会谈情况看,尽管在诸如边界等敏感问题没有取得进展,但双方互信得到了提升,都表示出缓解双边紧张关系的意愿。

在仅仅10天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印度,应邀参加了在新德里召开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年度会晤,就中印边界问题展开磋商,这次访问对中印关系走出低谷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印关系能否走出低谷,关键在于莫迪政府能否采取实际行动,减轻中印关系中因洞朗事件而加剧的“信任赤字”。

中印关系出现改善迹象直接源于2018年1月莫迪政府提拔驻华大使顾凯杰担任外交秘书一职,不仅仅是因为顾凯杰和前任大使苏杰生、现任大使班浩然一样,被认为是“知华派”、“中国通”,更重要的是他在任驻华大使期间,直接处理了洞朗事件,在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沟通,避免了这次事件演变成为更大的一场外交和军事危机。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凯杰被任命为外交秘书,显示了莫迪政府缓和中印紧张关系的意图。

中印关系能否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于莫迪政府能否主动调整对华政策,避免在主权争端等敏感问题上刺激和挑衅中国。

就在2月15日,中国农历新年前一天,莫迪总理突防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中国外交部对此立即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严正交涉,并警告印方“不要挑起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化的事端,珍惜两国关系来之不易的改善势头,为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营造有利氛围。”虽然有媒体分析称这是莫迪出于国内选举的政治考虑,但显然也使中国怀疑其改善对华关系的决心和行动。

如果说中印双方在2017年底的外交互动还处于试探和摸底状态的话,那么,2018年2月23日,中国人在春节刚刚结束后上班第一天,就任新职不到一个月的顾凯杰被莫迪派往北京访问,则是中印关系走出低谷的开始。顾凯杰的访问在时间选择上经过了精心考虑,在意图上也重点是突出表达莫迪政府改善中印关系的“真心实意”。访问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先后会见了他。顾凯杰向王毅强调,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落实好领导人共识,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关切,为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气氛和条件。他对杨洁篪表示,印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但由于莫迪在一周前还去访问中印争议地区,中国更看重印方改善中印关系的实际行动。

除了外交秘书顾凯杰在访问北京期间表明莫迪政府愿意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态度外,第一件对华“示好”行动就是,印度外交部写信要求印度政府“高级领导人”和“政府工作人员”要远离流亡藏人计划在3月底和4月初举行的流亡藏人领导层流亡印度60周年纪念活动。用尼赫鲁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印度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阿恰亚教授的话说:“这绝对是伸出橄榄枝、重建关系的行动。”而且有消息说,这份通知是顾凯杰在2月22日签署发出的,也就是他出访北京的前一天。他认为,未来几个月是中印两国关系“非常敏感的时期”。莫迪政府在此敏感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显然是照顾中国的核心关切,借此显示其改善中印关系的诚意。

中印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互信

印度政府的实际行动也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中外媒体提问时,就中印两国关系表明了中方的看法,全面阐述了中方对发展中印关系的基本立场。王毅指出,中印之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互信。建立起政治互信,喜马拉雅山也阻挡不了相互加强友好交往。缺乏互信,一马平川也难使双方走到一起。他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度继承和弘扬友好传统,同印度人民交朋友、做伙伴。希望双方打开心结,相向而行,用信任代替猜忌,以对话管控分歧,靠合作开创未来。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他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重要战略共识,那就是中印要龙象共舞,而不是龙象争斗;中印1+1不仅等于2,更等于11。中印之间共识远多于分歧,利益远大于摩擦。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库玛尔对此回应称,印中关系从地区和全球安全角度讲都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印度将继续维持并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印方积极表态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陆慷强调,中方愿与印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指引,积极增进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同时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能够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稳定向前发展。

之后,印度对华外交“示好”攻势不减。3月20日,莫迪总理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他成功连任。此前一天他还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账号上祝贺习近平,强调他十分期望能和中国更好地发展两国关系。

两国外交高层一个月的互动很快有了成果。3月22日至23日,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十一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双方重申将本着建设性的态度继续加强沟通协调,增进边防交往合作,推进信任措施建设,妥善管控涉边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3月24日,中国商务部和印度商工部在新德里联合举办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专场推介和“中国—印度贸易项目签约仪式”,双方签下了101项合作协议,涉及金额24亿美元,占2017年中国自印度进口额的14.5%。而两国贸易额在2017年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了844亿美元。26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和印度商工部长普拉布在新德里还共同主持召开中印经贸联合小组第11次会议,探讨深化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印方表示将学习和借鉴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重点推动双方产业园区项目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扩大在印市场份额。印方支持多边贸易体系,愿与中方加强在世贸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边和区域贸易框架下的沟通与协调,维护和促进区域和全球贸易发展。3月26-29日中印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在杭州举行了第11次会议。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继续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发展中印关系的良好意愿,通过既有渠道与印方开展水文报汛等合作。自洞朗危机发生后,印度一直指责中国停止共享雅鲁藏布江的水文信息。中印战略互信在这些互动和交往中悄悄恢复。

3月24日,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全面阐述了印度的对华政策立场,他多次强调印度并不担心中国的崛起,而是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印度快速发展的激励,印方不认为中国是竞争者、对手或威胁,而将中国视为发展和进步道路上的伙伴。这是印度对华政策的积极声音。这种声音能否持久,能否转变为中印友好合作的推动力?毕竟,中印关系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双边交往的范畴,两国在地区安全、反恐、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路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中印关系有望重回正轨

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特色的军事冒险性,但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性的加强,国际形势乱中有序的迹象也开始出现。中印关系当然也不例外。

第一,中印关系改善的原动力来自两国战略目标的共同需要,无论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十九大制定的强国战略,还是印度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都是将国家经济发展作为最根本的总目标。印度内部精英人士认识到,要想稳固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仅靠“强迫性”的外交政策是不够的,印度的崛起还得学习中国,将拼经济放在外交战略的突出地位。

第二,莫迪政府对顾凯杰、班浩然职位的调整,是在对印度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评估之下作出的。近四年来,印度的周边外交和对华外交带有浓厚的沙文主义和投机色彩,莫迪政府开始认识到,这种外交政策也使印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亚地区的小国反对成为印度“小弟弟”的要求越来越明显,要求大小国平等和在中印之间摆平衡的外交呼声越来越高。而改变这种“离心”现象,关键在于改善中印关系。

第三,莫迪政府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警惕性有所提高,防止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的声音开始出现。莫迪政府对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也持反对态度。如果中美两国打贸易战,世界经济形势将很难乐观,自由贸易规则受损和世界市场缩小都将打击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势头。最近莫迪政府和众多印度专家多次强调外交战略的传统“独立性”,也将促使印度外交在大国关系中回归平衡策略。

第四,印度经济并没有西方和印度媒体过去几年宣传的那么好,近半年来,印度主流媒体也开始反思印度经济发展速度的真实性,“废钞令”等激进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效果不佳,国内开始出现焦虑情绪。印度《财富印度》在3月3日发表题为《印度和中国:巨大的差距》的文章称,在全面分析中印经济后,可发现两国仍存在巨大差距。“这应该让印度高层感到心寒”。印度经济被认为处于三年来增速最缓慢的时期,这使莫迪总理寻求在2019年大选中获得连任面对巨大的国内压力。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仅能加快中印贸易关系,而且能加快中国对印投资和技术转任,推动印度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为印度大选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五,中印两国政府就增强战略互信和发展两国关系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全球格局中还存在一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挑战,比如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及其美日策划的“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印日“亚非经济增长”计划等,但两国的共同战略需求和“洞朗事件”后希望稳定两国关系的共识,也使外部因素对两国新型外交关系的建立的干扰力度有所下降。两国高层掌控两国外交大局发展趋势和防止局部纠纷失控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总之,无论是战略选择还是外交需求,中印两国都存在着稳定双边关系和弥合分歧的源动力。特别是两国领导人在今年举行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峰会上见面和会谈,中印关系重回正轨是非常可能的。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主任,文章转自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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