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冷战结束25年的发展之后,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了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之间,人类正面临着再一次重大的抉择。 |
2016年的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急速变化,“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种种变化令人目不暇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俄土关系峰回路转等都出乎众多分析家的预测,让人大跌眼镜。这反映出国际战略格局、世界秩序、大国政治以及国际社会思潮正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 全球化进程进入“间歇期” 纵观2016年的世界政治走势,一个明显趋势是:全球化进程进入“间歇期”,许多地区一体化方案也遭遇挫折。 从全球层面而言,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自由化受阻和全球价值链确立、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基本定型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下滑,全球投资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回流,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乱象。另一方面,WTO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被多方所忽视。与此同时,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抬头,全球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开放遭受质疑。 从地区层面而言,一是欧盟面临主权债务、难民、安全等重重危机,英国脱欧更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了数十年以来的沉重打击。二是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虽然逆势而上,实现了由关税同盟向欧亚经济联盟的升级,并实现了成员国的扩展,但从实际成果上看,联盟并未有效促进成员国之间商品、投资、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贸易转移效应要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三是在东亚地区,中日韩东亚一体化进程基本停滞,RCEP倡议尽管得到不少国家的支持,但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四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不仅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强烈质疑,还宣布将退出TPP。但可以肯定的是,TPP不会就此消失,而是会以其他面目出现,甚至更为强硬,更加以美国的利益作为根本考量。 国际战略格局加速盘整 整个2016年,国际战略格局正加速盘整,“多极化”的可能与“无极化”的风险同时并存。 冷战结束后,关于以国际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国际战略格局的讨论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派所宣扬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失势之后,“多极世界”和“无极世界”的论调盛极一时。但可以肯定,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向新格局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今的世界确实正在经历“多极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仍是“一超多强”,“多极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质、匀速的过程。 近年来,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外战略正经历深刻转型,呈现出非线性、复合型调整的特征。一方面,美国遇到各种问题,其国内稳定性、战略自信心和国际领导力都有所下降,引发了国际上有关“美国衰落”的热议。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制度弹性和自身修复能力正促使其适应新的环境,并着眼于未来大国战略竞争调整战略和政策。美国正引领世界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潮头,其硬实力并没有实质性下降。可以说,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阵痛之后,美国正在重塑其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但随着美国更多地以“巧实力”制造“可控混乱”,一些潜在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可能激化。能否继续担当世界“负责任的领导者”成为考验美国霸权的核心要素,也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明显增强;欧盟和日本尽管遇到了社会福利包袱沉重、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难民危机等多重挑战,但仍在努力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环境,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俄罗斯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其综合国力在继续下滑,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以及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在继续萎缩,但借助军事力量维护大国地位、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可能性却在增强。 在“一超多强”的格局基本保持的同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部落教派、家族势力等积极参与现实利益与权力分配,对国家的命运甚至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借助复杂的关系网络、先进的技术和传播手段对现实世界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议事日程日益复杂化与碎片化。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金融风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无一不冲击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国际治理模式,日益强化的相互关联度和依然顽固存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如何构建起能够应对全新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安全,更关系到人类的整体命运。行为体增多与议事日程复杂化的重要后果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拥有绝对的霸权,没有一个机制、包括联合国能解决所有的国际议题。 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当前,国际政治秩序正面临缺乏共识、领导力不足的挑战。所谓国际秩序,就是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冷战结束以来,旧的雅尔塔体系分崩离析,但新的国际秩序远未形成。在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观念分歧、利益矛盾常常阻碍着共识的达成。由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多轨并进的过程,不可能像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和蒙巴顿森林会议决定战后秩序一样。 在国际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的是既有安全机制的效率递减和新安全疆域的治理真空。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步履维艰,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否决权常常成为某些常任理事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这一方面导致安理会的威信下降,难以真正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另一方面导致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一些大国常常甩开安理会另起炉灶,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了安理会通过不利于俄的决议,但美欧却通过单边措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在传统安全机制效率下降的同时,很多新兴的安全领域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根本没有相关的安全共识和安全机制进行治理。既有的国际裁军进程根本无法涵盖太空军事化和网络安全等重大安全问题。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真空”加速发展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提升网络战能力,通过占据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先机而维护其军事优势,但目前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制并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制约。 而在国际反恐领域,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但国际社会至今对什么是恐怖主义并未形成共识,在反恐行动中更是存在着“双重标准”,而反恐行动又常常与地缘政治角力相互缠绕在一起,致使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恐联盟,大大降低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功效。 保守主义思潮抬头 2016年,保守主义思潮抬头之势愈发明显,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质疑。冷战结束以来,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一度大行其道,但四分之一世纪的世界发展却没有如同福山所预言的那样直向“历史的终结”,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针对社会发展的现实,世界政治思潮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2014年第11届“瓦尔代”论坛上,普京提出“俄罗斯若想成为大国,必须依靠扎根本国传统价值观的务实的保守主义。”普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内核在于“政治上的威权民主、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外政策上的强国思想和文化上的东正教传统” 而在美国,特朗普的当选使美国保守主义在“最小化的中央政府、自由市场、传统的道德价值”三根核心支柱之外,增添了草根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等新内容。在欧洲,保守主义思想也全面回潮并在现实政治领域攻城掠地,保守主义政党在多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迅速上升。 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层的加剧,又进一步导致了保守主义思潮的蔓延。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竞争加剧等带来的生存压力和心理挫败感使很多国家的社会中下层的政治不满积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政治精英进退失据,社会抗议运动此起彼伏。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普通美国蓝领阶层的不满赢得了几个关键摇摆州的选举人票,从而锁定了胜局。而英国脱欧的关键动因也是普通民众因对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诸多消极后果的反动。 保守主义的广泛复兴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文化上的排外主义、宗教上的极端主义?还是如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保守主义的含义不在于它成为向前和向上发展的阻力,而在于它能抑制倒退和向下方向的发展”?这一切,都需要拭目以待。 总而言之,在经历了冷战结束25年的发展之后,世界正进入一个充满了混沌与焦灼的新时期,在和平与冲突、发展与衰退、开放与孤立、自由与保守、民主与专制之间,人类正面临着再一次重大的抉择。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