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生在土耳其的一起政变未遂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其实自今年初以来，土耳其就不断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从难民条约难产到国内暴恐袭击频发，从政府总理突然换人到与俄罗斯缓和关系，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总体而言，土耳其作为昔日中东地区“安全岛”和“稳定极”的地位不复存在，正日益成为地缘政治中新的不稳定因素。

未遂政变引发新一轮政治清洗

7月15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小撮”军人发动政变，欲推翻埃尔多安政权。政变的直接领导者为原总参谋部上校穆哈莱姆·柯斯，核心骨干是36名青年军官，其余参与者约400人。他们一度控制国家电视台，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接管政权，同时封锁伊斯坦布尔两座跨海大桥和飞机场，并冲击议会、总统府等要害部门。正在西部海滨度假的总统埃尔多安迅速反应，一边通过社交媒体号召民众“占领”街道和广场，抵制“叛国”行为；一边指挥向其效忠的警察部队、国家情报总局、第二集团军等武装力量围剿政变者。不到12小时，土政府即宣布挫败政变图谋，基本控制局势。埃尔多安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政变者，并将矛头直指现流亡美国的宗教异见人士居伦，声称政变是由军队中的居伦分子发动。

此次军人政变迅速被瓦解，显示出埃尔多安当前相对牢固的控局能力。他在这场危机中获得了各方的支持。首先，民众一心求稳，政变不得民心。尤其在当前土耳其内外交困之际，民众不安全感不断上升，寄希望于政府强力维稳，担心政局进一步失序、动荡。政变当晚，数千民众深夜上街游行，支持政府，用“人墙”逼退坦克并迫使数十名叛军投降，甚至发生了愤怒民众围殴投降政变者致其死亡的事件。

其次，反对党罕见取得一致，表示支持政府。虽然土耳其内部政治极化现象一直有加剧的趋势，但维持民主政体和稳定秩序仍然是各方的共识。政变发生后，各大反对党先后发声谴责。亲库尔德政党人民民主党称土耳其“只能有民主道路”；世俗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谴责军人政变，支持民主政治；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与政府持统一立场；甚至连反政府运动领袖、被埃尔多安指认为政变幕后推手的居伦也公开批评政变，表示土耳其政府“应经由自由民主的程序产生，而非暴力”。

其三，国际社会力挺土政府，呼吁尊重民主制度。土地理位置重要，又身兼G20国家、美国盟友、北约成员、欧盟候选国、中东地区大国、世俗穆斯林国家等多重身份，是平息地区动荡、恢复中东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环，土政局稳定符合各方利益。美国、俄罗斯、卡塔尔、德国、英国、伊朗等国及欧盟、北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在政变进行时表示密切关注，呼吁各方冷静审慎，尊重民主秩序。虽然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多有不满，但正发党政府毕竟是民选政府，符合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观，不可能坐视其经受军人政变冲击。

其四，军队权力整体削弱，埃尔多安获军方高层支持。近年来，土耳其民主制度日益成熟，军人干政的条件和社会基础大不如前。埃尔多安上台后，又不断削减军队权力，将军人长期主导的国安委置于内阁领导下，开创土耳其文官治军的先河。同时，埃尔多安还寻找各种借口清洗军队高层，安插自己的亲信，大大降低了军事政变的威胁。今年上半年，军方高层还曾两次否认政变传言，公开宣称效忠埃尔多安。这次政变未遂，也是因为高层军官基本都未卷入，中下级军官难成气候。

不过，政变虽未遂，但余波并未就此平息。埃尔多安以调查政变、搜捕居伦分子为由，展开了一场新的政治大清洗。截至7月18日，已有7543人因涉嫌参与未遂政变被拘留或逮捕，包括100名警察、6038名军人、755名法官和检察官以及650名平民。另据土耳其内政部的数据，8777名公务人员已经被停职，包括近8000名警察、一名省长和数十名更低行政区的一把手。埃尔多安甚至暗示，议会或将考虑引入死刑。有人因此称，政变不过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的就是借机清除异己。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此外，土政府还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引渡居伦本人。美国则要求埃尔多安“拿出证据”，并警告土当局不要“公开影射”美国与未遂政变有关。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是否将受此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暴恐袭击趋于“常态化”

今年6月28日，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45人死亡、230多人受伤。该机场是土耳其第一大、欧洲(伊斯坦布尔位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第三大繁忙机场，恐怖分子将其作为袭击目标，不仅加剧了土耳其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政府的维稳压力，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自去年7月土耳其转变其在反恐问题上一贯的消极立场以来，土政府高调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向美国及北约军队开放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并派出战机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同时，正发党政府还撕毁了与库尔德工人党的“停火协议”，借反恐之名将矛头再度指向库尔德武装，不仅在国内大肆搜捕库工党成员及其同情者，而且跨境轰炸了位于伊拉克北部山区的库工党营地。此后，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急遽恶化。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土耳其境内就发生近20起大小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百人死亡。

这些频发的暴恐袭击“幕后黑手”并非单一力量。其中一部分由库工党及其分支组织“库尔德之鹰”策划实施，主要针对军警及公职人员，旨在对抗埃尔多安的高压政策；另一部分则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报复行动，但极少被“认领”。有土耳其学者比照“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做法，认为这是“伊斯兰国”的战术，意图在土耳其国内制造“政治迷雾”，激化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左翼与右翼组织、世俗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突厥族群与库尔德族群之间的猜忌与对立，扩大社会裂痕，以便从中渔利。

可以说，土耳其暴恐袭击频发既是叙利亚危机外溢的影响，也是埃尔多安政策导致的恶果。一方面，国际反恐联盟的持续努力终于收到成效，“伊斯兰国”实力遭到大幅削弱。由于正面战场压力增大，“伊斯兰国”被迫调整策略，加紧向伊、叙以外的地区渗透并制造暴恐事件，以显示实力并寻求突围。土耳其紧邻叙利亚，联通欧亚两大洲，自然是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埃尔多安在反恐问题上暗藏私心，最初试图利用“伊斯兰国”消耗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边界管控松散，默许“圣战者”携带资金、武器等经土叙边境自由往来，导致极端分子渗透进入土东南地区，并建立秘密联络点，为日后发动恐怖袭击提供了便利条件。后来，随着“伊斯兰国”的威胁日益增大、库尔德武装力量在反恐中壮大并得到美俄支持，土耳其转变了立场：一边多措并举、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一边直接派兵围剿库工党、遏制库尔德武装，不遗余力组织叙利亚库尔德人建国或“自治”。然而为时晚矣，目前土政府不得不在边境乃至内陆地区同时应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和库工党的袭扰，难免左支右绌。

阿塔图尔克机场恐袭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反恐”，表达了与美、欧、俄等大国以及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的意愿，立即得到美俄的积极反应。但是，恐怖袭击的威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耳其政府在叙利亚危机和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未来其政策还将在打击“伊斯兰国”与防范报复性恐袭、扩大反恐合作与打击库尔德武装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

外交政策进入调整期

土耳其近期在外交上动作频频。6月27日，埃尔多安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将互派大使。这是自2010年“马尔马拉”号事件后，土以首度捐弃前嫌，达成谅解。根据和解协议，以方承诺向“马尔马拉”号事件的伤亡人员家属支付2100万美元赔偿金，允许土方通过以港口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参与加沙医院、发电站、海水淡化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土方则承诺撤销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军官兵，保证哈马斯不会通过土领土对以发动袭击。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天，埃尔多安还向普京传递信函，为去年11月在叙利亚边境击落俄罗斯战机一事向俄罗斯致歉，表达了对丧生飞行员家属的深切慰问，并把俄罗斯称作“朋友和战略伙伴”，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土俄关系。土耳其的主动示好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6月29日，普京与埃尔多安通电话，商定在9月的G20杭州峰会期间会晤；6月30日，普京下令部分解除对土经济制裁，允许俄公民赴土旅游；7月1日，土俄外长在索契会面，标志双方关系开始重启。埃尔多安称，土以关系正常化、土俄重修旧好都是“双赢”策略，符合各方利益。土耳其新任总理耶尔德勒姆则在公开讲话中多次表示，还将进一步改善与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关系。

应该看到，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新调整，是土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一是经济压力。近一年半来，土耳其国内暴恐频发，投资环境恶化，资本加速外逃，旅游业遭遇20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陷入低谷，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正发党的执政根基。土政府冀望通过改善与地区国家关系，减少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尤其希望通过修复与俄关系，迅速刺激旅游和能源产业增长，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土俄关系刚刚回暖，便有首批俄罗斯游客搭乘飞机前往土耳其度假。

二是安全压力。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土耳其不可能单打独斗，需要与美国、俄罗斯、北约以及地区国家开展情报合作，必要时协同作战。而消除敌意、修复关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以俄罗斯为例，土俄龃龉严重制约了土在叙利亚北部(俄军事基地所在地)的活动能力，无法实现情报共享，不利于监控“圣战”分子活动，不利于空袭“伊斯兰国”目标，也不利于向叙利亚反对派传递物资和武器等。此外，土耳其遏制库尔德武装力量、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将是长期过程，除动用军事手段外，还需要外交支持。这也是土耳其急于笑脸迎人、寻求朋友的一大原因。

三是国际环境压力。《纽约时报》曾刊文称“土耳其正处在历史上最孤独的时刻”，此前提出的“战略纵深”和“与邻居零问题”的地缘战略实际上都已破产，异化为只有敌人、没有朋友的尴尬局面。因为反恐与库尔德问题，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恶化；因为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与德国关系冷淡；因为难民危机，开罪整个欧盟，现阶段加入欧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因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沙特阿拉伯一度反目；与邻国叙利亚实际上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不得不寻求破局，改善地缘政治环境。

实际上，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动向早已显现。今年5月5日，达武特奥卢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虽然从根本上说是其与埃尔多安矛盾激化、权力斗争公开化的结果，但是对于埃尔多安来说，却正好可以将近两年外交政策的失败归咎于达武特奥卢。达武特奥卢作为土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土耳其的基辛格”，他的辞职既能转移矛盾，又能暗示“新阶段”的开始。但问题在于，除与个别国家外，土耳其与多数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都根植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埃尔多安的地区野心，二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只要这两个因素持续存在，土耳其在外交上的任何和解、改善、推进都将是有限的，并不能达到土政府预想的水平。

埃尔多安成为最大赢家

从客观上看，土耳其大事连连，为埃尔多安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巩固权力的大好机会。作为一名老练、精明的政客，埃尔多安每次都能迅速反应，以突发事件为契机打击异己、推行既定的内外政策，在逆境中“翻盘”。暴恐频发，使其加强社会管控、扩大军警等暴力部门特权、推进集权统治、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等政策具有了现实的“合法性”；“伊斯兰国”肆虐，为其调整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合作、化敌为友提供了民意基础；未遂政变，成为其清洗政敌、查封反对媒体、逮捕自由派人士、打击居伦运动的绝佳借口……

毫无疑问，未来埃尔多安的强势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其长久以来追求的宪法改革和“总统制”梦想可能将变得触手可及。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