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英国脱欧”（Brexit）公投的整体影响要耗费英国、欧洲和全世界很长时间。当然，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取决于欧盟如何响应英国的退出。大部分人一开始认定欧盟不会“为了惩罚脸而割掉鼻子”：毕竟，友好离婚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这场离婚和许多人一样，可能变成一地鸡毛。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收益是互相的，如果欧盟认真对待其经济一体化越紧密越好的信念，其领导人就应该寻求确保各种环境下最大程度的紧密度。但卢森堡大规模公司税避税机制的设计者、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却采取了强硬立场：“退出就是退出”，他说。

这一膝跳反应也许不难理解，因为容克可能作为欧盟解体初期的领导者而被人铭记。他指出，为了威慑其他想要脱欧的国家，欧盟决不能让步，不能向英国提供多于世贸组织协定所规定的东西。

换句话说，欧洲不再通过收益凝聚在一起，这一收益要远远高于成本。根据容克的说法，经济繁荣、凝聚感以及身为欧洲人的自豪感是不够的。不，欧洲要通过威胁、恐吓和恐惧凝聚在一起。

这一立场忽视了英国退出投票和美国共和党初选所揭示的教训：人口中有很大部分生活情况并不好。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日程对最顶层1%有益，而对其他人无益。我早就预测，这一停止最终将导致政治后果。现在，这一天来了。

在大西洋两岸，公民将贸易协定视为灾难的根源。这固然过度简化了，但也可以理解。今天的贸易协定由秘密谈判商定，公司部门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普通人或工人被完全无视了。毫不奇怪，结果是单边的：工人的讨价还价地位进一步削弱，这将加强了支持工会和雇员权利的立法的效果。

贸易协定在这一不平等性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其他许多因素也助推政治平衡导向资本。比如，知识产权规则增加了制药公司提价的权力。但公司市场权力的任何提高，事实上都是在降低真实工资，这一不平等性已经成为当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

许多部门的行业集中度都在增加，市场权力亦然。停滞和下降的真实工资的效果与紧缩相结合，导致许多中低收入工人赖以生存的公共服务被削减。

由此带来的工人的经济不确定性与移民问题相结合，酿成了一壶毒酒。许多难民是西方造成的战争和压迫的牺牲品。提供帮助是所有人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前殖民列强的道德责任。

但是，尽管许多人可能否认，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了均衡工资的降低，只要需求曲线是正常的向下倾斜形状。而当工资无法或不再降低，失业就会升高。对于经济管理不善已经导致总体失业水平高企的国家来说，这是个最可担忧的问题。欧洲，特别是欧元区，近几十年来经济管理非常糟糕，平均失业水平已经高达两位数。

欧洲内部的自由迁移意味着在降低失业方面，表现较为出色国家最终将承担高于公平比例的难民。这些国家的工人承担了工资抑制和失业升高的成本，而雇主从更廉价的劳动力中获益。毫不奇怪，难民的成本由承受力最低的人承担了。

当然，关于内向移民的净收益很有讨论的余地。对于全民保障福利——社会保护、教育、医疗等——提供水平较低的国家，或许如此。但对于提供体面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

所有这些工资下行压力和公共服务削减的结果是中产阶层损失惨重，大西洋两岸后果类似。中产阶层和工作阶层家庭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知道是银行造成了2008年危机；但随后他们看着数十亿美元用于拯救银行，而用于拯救他们的家园和工作的资金却寥寥无几。美国全职男性工人中位实质（经通胀调整的）收入比四十年前更低，选民群情激奋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此外，承诺变化的政客并没有兑现预期。普通公民知道制度不公，但后来发现操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于是他们对建制政客纠正不公的能力或意愿仅剩一点信任也消失殆尽。这也不难理解：新政客与那些承诺全球化会令所有人受益的政客见解相似。

但带着怒气投票无法解决问题，倒是有可能产生更加糟糕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响应带着怒气的投票亦然。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眼下政治方向应该是理解民主政体中的政治建制，为何对于解决如此多公民所关注的问题如此无作为。如今，所有欧盟国家政府都必须将改善普通公民的福祉作为主要目标。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助于事。我们还应该停止用手段混淆目的：比如，管理良好的自由贸易可能带来更大的共同繁荣；但如果得不到良好的管理，它就将降低许多——也许是大部分——公民的生活水平。

对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安排，存在一些替代方案能够创造共同繁荣，正如也存在一些替代方案将带来更多的伤害，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如今的挑战是汲取历史教训，追求前者，避免后者。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