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博弈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动向：第一，随着双方战略互信赤字的加剧，以往保持的“斗而不破”的均衡局面可能被打破；第二，“选边”情势的增多以及在一些国际组织上中美的相向而去，一方面加剧战略猜忌，另一方面，导致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难以像以前那样能够单独进行，其他国家将更加难以适从；第三，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该地区的投资和经商环境，这也不符合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求稳定、谋发展的根本利益；第四，美国似乎很自信自己可以掌控地区局势，但问题在于，一旦将一些国家的战斗神经鼓动起来，那么，是否能中途停步就不仅仅取决于华盛顿。中美战略博弈的这些新动向，是传统稳定的“二元格局”，正在走向“二元背离”，很可能打破地区的和平。对此，中美两国必须谨慎管控，降低风险。

东亚的整体性崛起，正成为近年来影响和改变世界秩序的重要变量。伴随着东亚的崛起，亚太地区逐渐了形成了所谓“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二元格局。长期以来，这种背离在中美关系整体保持稳定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矛盾和问题。

一方面，两国关系虽偶有波澜，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走向战略对抗和冲突的意愿，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双方至少维持了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两国虽有很多争论，但基本上还能比较和平地处理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两国并不要求其他国家选边。韩国等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不阻碍它们发展与中国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

实际上，众多的东亚国家也热衷于在中美和其他大国之间游走，奉行“对冲”战略，以图从大国的均衡博弈中多方得利。另外，中美和绝大多数亚太国家往往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与合作。例如，在全球层面，各方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在区域层面，安全议题上有东亚峰会，经济议题上存在亚太经合组织。正是这种大体的稳定和底线思维，以及存在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使得这种经济合作与安全同盟的二元背离不会爆发大的矛盾和冲突点。但是，目前情势的发展却可能打破上述稳定的局面。

其一，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赤字近年来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加深。200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1970年的水平；而2014年，中国GDP达10万亿美元，美国为17.4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尽管各方对于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存有争议，但在未来10-20年赶超美国却是大概率事件，美国因此变得更加焦虑。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战略上不透明，试图将美国“赶出”亚洲，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防范之心日益加重。而中国则担心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甚至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美国强化与日本等亚太盟友的军事同盟，并加强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军事交流，均被视为欲图打造围堵中国的“战略之弧”。

其二，正因为战略互信的缺乏，双方在安全议题上的竞争更趋激烈。尽管两国政府都力图避免使双边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双方在传统安全方面的竞争却在加剧。

美国指责中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并将引发地区不稳定，同时指责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的“单边行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美国的航行与飞越自由。2015年5月13日，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指责中国的填海行为“规模和速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破坏了海洋生态，使其具备了从这些前哨基地投射权力的能力”。中国则认为美国奉行“双重标准”，认为东海局势的恶化首先由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挑起，而中国在南海岛礁的建设是其主权范围内的正当、合法之举，并且早在几年前，越南等声索国就开始其造岛行动，美国对后者的举动熟视无睹，却独对中国加以指责。中国指责美国改变其在南海和东海等领土争议地区不选边的立场，越发明显地偏袒菲律宾、越南等国，明确支持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仲裁案，却对中国的声索及主张断然持否定态度。中国还认为，美国还大大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军事演习的数量和质量，直接派军舰、飞机到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并且加强了对日本的条约义务，将中日争议的钓鱼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美日协防的范围之内。上述举措均令中国感到美国对华制衡的意味在明显加强。

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网络安全、太空利用、金融安全等领域也暗中角力。其中，网络安全问题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痛点”。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罪名起诉中国五名军官，掀起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对抗。美国指控中国政府支持本国企业以黑客方式侵入华府和美国公司的网络系统，以“窃取”敏感信息或商业机密。华府甚至一度扬言要对某些中国公司施加制裁。中方则认为美方的指控是要妖魔化中国，破坏中国的形象。中方特别指出，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肆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这些活动尤其针对中国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大学，中国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而美国不过是在玩“贼喊抓贼”的游戏。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两国在网络空间进行激烈竞争的结果。

其三，“站队”情势的出现。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量，美国利用其盟主身份施压，要求其盟友在一些重大事件中选边。例如，美国公开反对其盟友加入中国牵头创建的亚投行；在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美国也向韩国总统朴槿惠和其他盟友施压，要求其不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中国在某些涉及主权的议题上，同样对亚太邻国有“站队”的预期，要求它们不要触碰中国的底线。针对澳大利亚军机抵近南海水域上空进行“航行自由任务”一事，中国反应强烈，希望澳大利亚尊重别国主权，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趋于恶化，未来不排除将出现更多的要求“选边”的情形，而这反过来将加剧双方的战略猜忌。

其四，大国的“底线”试探以及小国的军事投机可能引发意外，触发“引爆点”。尽管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没有走向直接军事对抗的动机，但由大国的战略竞争对立引发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却不能完全排除。一战的导火线，是由萨拉热窝热血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夫妇引燃，甚至在一战前一个月，没人相信战争会爆发。

当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一是来自于大国的“底线”试探。继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军舰“拉森”号进入南海渚碧礁和美济礁附近水域12海里范围之后，11月8-9日，美军两架B-52轰炸机更加深入地闯入华阳礁两海里内。美国解释是“误闯”，但众多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从12海里升级到两海里，实际上是想测试中国底线。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此次行动隐忍不发，但果如美国国防部所声称的那样，“美军的行动不会是一次性的，而会定期进行，”那么，面对美舰艇飞机常态化的巡逻，中国政府是否依然将保持“极大的克制”殊难预料。

第二种可能性则来自于小国的挑衅或军事投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越南、菲律宾等国深感在南海问题上时间并不站在自己一边，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更加焦虑。而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为这些国家提供了难得契机。有了美日等大国的背后支持，这些国家更加有底气与中国横冲直撞。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今年将进行裁决，预计裁决结果将更加不利于中国。在国际法的裹挟下，域外大国如美国等势必进一步介入，而越南和菲律宾则很有可能进一步采取挑战中国的行动。面对新的挑战，中国必将做出反制，由此很有可能加剧南海的矛盾，甚至不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

其五，双方均认为对方有抛开己方另起炉灶的嫌疑。对于中国牵头组建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意识到，这反映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现存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满，但美国尤为担心，这些新机构可能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此外，在美国看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出于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一系列考虑。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力量得以在陆上向西延伸，增强与资源丰富的海湾国家与非洲大陆的经贸联系；同时，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使中国的影响力超越西太平洋，向南渗透到南太平洋，向西开辟进入印度洋通道，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在这些海域的海上力量抗衡，由此中国得以实现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但中国扩充地区影响力的努力势必对美国的战略空间造成挤压。

而在中国看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明显。尽管这一战略有重振美国经济的考量，但它包含强烈的冷战思维色彩。在军事上，美国不断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军事同盟，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并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被中国视为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战略手段；经济上，美国以TPP和TTIP为两翼，意图构筑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格局。TPP和TTIP虽为经济协定，但却体现了美国的政治考量：一要扭转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下降趋势，通过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扭转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并主导未来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二要扭转美国与其亚太盟友安全与经济关系日益失衡的局面；三要化解美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势下被边缘化的危险。当前，东亚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如火如荼，以东盟为中心组建了多个“10+1”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10+3”以及RCEP也处于谈判进程之中。除了APEC外，美国很不情愿地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波又一波的自贸区之外，尤其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域合作和产业链条布局不断深化，令美国既焦虑又担心。

由上可见，面对“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现实，中国一方面期望通过军事现代化应对与日俱增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和各种自贸区建设强化邻国“经济靠中国”的态势，希望藉此减轻“安全上靠美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美国则试图运用两手扭转“经济上靠中国”的发展态势。经济方面，通过TPP，试图扭转诸多亚太盟国经济上对中国不断加深的依赖，以避免其亚太同盟体系的瓦解；同时利用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占据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新制高点。军事方面，美国加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深化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同盟，同时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以图抗衡中国，纵容日本解禁军事自卫权，让日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以为己分忧。此外，美国更加积极地卷入南海和东海领土争议中。通过以上两手，美国期待一种“经济和安全均靠美国”的东亚新局面，通过加强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确保其全球霸主地位。

总之，中美战略博弈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动向：第一，随着双方战略互信赤字的加剧，以往保持的“斗而不破”的均衡局面可能被打破。特别是中美的战略博弈为东亚地区平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任何一方以及第三者的战略误解和误判都很容易导致擦枪走火的意外，加剧东亚的紧张局势；第二，“选边”情势的增多以及在一些国际组织上中美的相向而去，一方面加剧战略猜忌，另一方面，导致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难以像以前那样能够单独进行，其他国家将更加难以适从；第三，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不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该地区的投资和经商环境，这也不符合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求稳定、谋发展的根本利益；第四，美国似乎很自信自己可以掌控地区局势，但问题在于，一旦将一些国家的战斗神经鼓动起来，那么，是否能中途停步就不仅仅取决于华盛顿。中美战略博弈的这些新动向，是传统稳定的“二元格局”，正在走向“二元背离”，很可能打破地区的和平。对此，中美两国必须谨慎管控，降低风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