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捷克共和国总统泽曼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3月28日起率代表团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捷克，而这次访问也被两国外交界视为是中捷关系67年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实现中捷关系常态化

回顾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第一批与我国建交的欧洲国家。冷战期间，由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两国在很多领域进行了重要的合作，取得了很多广为人知的成果。冷战结束后，捷克共和国一度奉行“回归西方”的外交政策，坚持以西式的“民主和人权”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使其在“一个中国”、“西藏事务”和“人权问题”等方面态度暧昧，导致中捷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突破。

2010年以来，受欧债危机和国内转型发展的影响，捷克开始逐步确立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将外交战略的重心转向“东方”，并积极谋求发展对华关系。2014年1月，由捷克社民党领衔的新一届联合政府上台执政，随即，中捷两国领导人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期间实现会晤，中捷双边关系发展由此开始步入“快车道”。2015年，捷克总统、总理和众议院议长访问了中国，中捷合作在各个领域也实现了全面开花。

所以，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此次访捷将实现“历史最好水平的中捷关系”常态化，推进中捷关系在战略设计、制度框架和优势领域的全面对接。

在战略设计上，捷方对习主席此次访问报以较大的经济和政治期望，甚至将发展对华关系与很多捷克国家核心利益相互“捆绑”。正如捷克总理索博特卡曾说，中国是捷克的外交“优先”。而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尝试通过打造融资平台，推进经济发展与交通网络建设，进而为构建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奋发有为”。这与捷克立足中欧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打造中欧地区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国家战略是相互匹配的。这种符合中捷双方利益的战略对接无疑为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常态化奠定了基础。

在制度框架上，捷克正在尝试打造通过中欧地区四国集团（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为平台推进中东欧国家间合作的制度框架，以期能在欧盟内部谋求“话语权”。在今年2月份刚刚发布的《2015-2016维谢格拉德集团年度报告》中，捷克以维谢格拉德集团的“轮值主席国”的名义，提出了与中欧地区的域外国家进行政治合作的“维谢4国+”制度框架（简称“V4+”）。这与我国提出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机制相互吻合，这种吻合为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常态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优势领域上，捷克目前正在政府干预下推进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化，促进经济的外向型发展。与欧洲经济的不景气相比，中国近年来发展飞速，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而且在基建、航空、机械等产业上具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与此相对应，捷克在高品质工业和制造业，以及能源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这为双方发展经贸互补型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发展同中国的贸易有助于捷克产品“走出去”。这种优势的互补无疑可以为中捷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常态化注入充足的动力。

对中捷关系应审慎对待

尽管中捷关系的良性发展常态化的趋势有利于促进中捷双方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但是两国关系“迅猛”发展的背后仍有不少因素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审慎对待，务实应对。

一直以来，有不少观点认为，中捷关系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捷方出于摆脱欧债危机的困境和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但实则不然，在欧债危机中，捷克仍然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从经济结构依存度上，捷克与德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从中捷贸易产品的结构上看，中国虽然顺差较大，但主要集中在投资品和加工产品方面，是中国公司通过捷克进行物质中转，拓展与其他欧盟国家经济往来所造成的。

所以，本文认为，中捷关系在现阶段的迅速发展，首先是地缘政治领域的新变化在迫使捷克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一直以来，作为欧洲强国环伺的小国，欧洲“心脏”位置的地缘环境不仅算不上是一种优势，甚至更像是一种笼罩在捷克“身上”的天然风险。因而，历史上的捷克宛如“墙头草”，被认为是“一有战事就投降”的国家。受到小国实用主义外交思维的影响，作为中欧地区的小国，捷克始终推行在俄罗斯与西欧大国之间的审慎外交，以灵活的方式平衡与周边各强国的关系，而非单纯依赖某一方：一会以“自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所谓“意识形态归属感”而接近西方国家；一会又以在欧洲最西端斯拉夫人的身份与与周边的斯拉夫国家建立联系（特别是俄罗斯）。

然而，乌克兰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使得捷克无法再在“俄罗斯与西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转而将目光锁定在日益崛起，重视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合作框架的中国身上，并试图借助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谋求对华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此在与其他大国的互动中占据先机。目前正在捷克外交部担任要职的一位捷克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就曾告诉本文作者：“捷克国内各方力量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虽然在社民党领衔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通过一系列举动奠定了双边政治互信的基础，但是，这种政治‘转向’仍只是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体现。”

其次是在地区合作方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捷克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近。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和“入欧融欧”的几番战略目标调整之后，捷克找到了一条通过中欧地区四国集团平台联合“新欧洲”国家，以实现其地区大国的政治目标。出于这样的战略设计，捷克正在积极推动建立中欧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政治合作的“V4+”框架，即与域外国家的政治合作应基于“四国共识”而非“国家意志”。而随着中国对欧影响力的增强，特别是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的设立，捷克新一届政府有意推进中欧地区四国集团与中国之间建立对话与交流的新平台，以期成为维谢格拉德集团与中国互动的“代言人”，进而在中欧地区国家对华政治对话中取得“先机”。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改善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只是捷克实践其地区合作战略意图中的重要一环，其重点在中东欧地区而不在中国。虽然认为“捷克与中国正在争夺对中东欧地区合作机制设计的主导权”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V4+”与“16+1”在制度设计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最后才是在经济互利方面的利益驱动要求捷克改变对华的战略侧重。近年来，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整体态势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略有放缓，但仍处在一个相对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向西的快速推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带着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优质项目开始陆续进驻中东欧地区国家，不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直接就业，还为一些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提供了直接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与捷克周边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要进展，客观上确实刺激着捷克政商两界，这迫使捷克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意识形态色彩过重，而实质上却过于空洞的外交战略。而且，捷克方面还意识到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造跨国互联网电商，实施优质产能合作等举措不仅极具战略眼光，而且可以为捷克带来丰厚的收益。同时，打造成为中欧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一直是捷克的国家战略，吸引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无疑将有助于这一战略的“落地”，为此，捷克重要智库“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战略报告就指出：借助中方雄厚的资金（尤其是“丝路基金”），以及在基建方面的成熟技术和经验，打造布拉格成为中欧地区交通枢纽，恰逢其时。此外，中国庞大且极具潜力的国内市场、中国游客强劲的跨境消费能力对捷克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客观的讲，中捷关系突然驶入“快车道”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是捷克国家利益认知调整，以及大环境变化下的“权宜之计”。毕竟，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能吸引美国和俄罗斯“火力”的中国伙伴，而非一个强盛而雄心勃勃的中国朋友。如果适时、适度对华的示弱和示好能够实现这一目的，欧洲人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正如捷克有观点就曾提及：对很多欧洲的政治家说，中国人喜欢拿日本与德国进行对比，以谋求在历史问题的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但其实两者不同，因为日本可能最终会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主导亚洲，但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本文认为，我国对捷合作仍应始终坚持务实审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运用好这段“历史最好水平”的“蜜月期”，才是上策。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文章转自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