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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安倍谈话”与中日关系
发表时间:2015-08-19 17:26 来源:国际网
对于安倍谈话,中国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要求日本具体在谈话中如何做,而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间接努力向日本释放了信号。主动做工作而不是被动等待反映出中国对日政策的新特点。主动做工作主要是做日本国民的工作。如果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得不到改善的话,那么任何政治努力都很有限,所以要争取接近日本民众。安倍内阁战后70年谈话为双方改善关系提供的仅仅是最低的条件,而远非历史问题和解的充分条件,需要看到中日关系的脆弱性仍将长期存在。然而从现实外交角度来说,如何在最低可接受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比较稳定框架基础上,继续目前主动做工作配合必要威慑信号,对日外交新姿态而非过去的友好外交将让中国的对日外交更加成熟。

备受瞩目的安倍内阁战后70周年谈话在8月14日下午发表,人们关心的“侵略”,“道歉”等关键词出现在谈话中,首相安倍晋三采用引用的形式提及上述关键词的做法让诚意打了折扣,但从外交的现实角度看,此次谈话为中日首脑继续接触和改善关系提供了最低的条件。

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

从今年年初开始围绕70周年谈话的内容、形式、发表时间等细节,可以说各种消息猜测就没有断过,一会儿可能不写入侵略、道歉,一会儿可能以私人形式发表,一会儿今年不发表谈话等等,与其说让人感到疑惑重重,不如说有些玩文字游戏之嫌。最终安倍以间接的形式全部提及了村山谈话的关键词,决定因素首先是国内政治需要在外交上有成果,特别是对华外交。

首先,外交成果对于安倍重振国内支持率变得紧迫。由于安保法案审议受到国民的质疑,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所有的民意调查中7月都出现了其执政两年半以来首次的逆转。同6月相比,自由派的《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支持率从39%降至37%,不支持率从42%增加到了46%,就连保守派的《产经新闻》调查也显示支持率从49%降至39%,不支持从42%增至52%。

用外交成果来抵消国内政治资本流失的做法,在以前的日本内阁中也有过不少先例,例如2001年小泉纯一郎执政初期支持率达到85%,2002年6月支持与不支持出现了逆转,主要因为经济景气改变不明显以及田中真纪子下台,但是9月小泉闪电访问朝鲜并带回五名日本人,支持率迅速恢复到60%。中日关系的改善将有助于安倍改善国内政治低迷的现状。

第二,建立新的日中关系的稳定框架对于致力于长期执政的安倍来说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尽管安倍内阁执政后,中日关系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对抗局面,直到2014年11月首脑会谈后才开始缓和,双方国民感情也没有任何改善。但是面对一个日益发展的中国,大部分日本人尽管不一定喜欢中国,但大多认为建立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从中长期趋势来说,这种需求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来看都是刚性存在的。

不管现在中日关系如何,对于日本来说,如何同中国建立一个长期的框架是执政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安倍已经明确表示要在下一轮的总裁选举中参选,这意味着他希望建立超长期政府,而在外交上任何内阁能够有最大改善空间的就是中日关系,而他本人是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者。

第三,谈话对日美关系的影响也会动摇安倍的国内执政基础。2015年04月21日美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表示,美方一直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她说,日本应以弥合及和解的方式处理有关问题,美方已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立场。她还表示,地区国家间建立牢固和建设性关系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既符合地区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美方利益。在安倍访美前夕,《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安倍晋三与日本历史》的社论称,历史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应主要归咎于安倍及其右翼政治盟友,他们长期质疑甚至企图篡改历史,引发地区局势紧张。

中国的软硬兼施外交努力的效果

中国是安倍谈话的直接相关方,对于是否沿用关键词高度关心,同时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国家关系和国民感情十分敏感,如果直接提出要求将来会留下外交上的话柄和国民间的芥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要求日本具体应该在谈话中如何做,而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间接外交努力向日本释放信号。

主动做工作而不是被动等待反映出对日政策的新特点。2014年11月,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谷内正太郎访问北京同杨洁篪国务委员达成四点原则,在中日外交史上可以说本身就是突破。习近平-安倍首脑会谈后,中国方面在主动做工作(proactively approaching)上体现了很强的连续性。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同安倍在雅加达再次会谈,提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5月23日,习近平在北京亲自出席了3000日本友人访华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讲话。6月25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日已经就海空联络机制加快使用达成一致,紧急事态将用事前统一的电波频率进行英文的对话,海上幕僚长和海军司令,航空幕僚长和空军司令之间设立专线,7月7日,中国纪念卢沟桥事变比较低调,2014年习近平出席并讲话,今年是刘云山讲话,而且内容没有涉及中日关系。

据报道在当天的抗战纪念馆展览中有习近平与安倍的合影以及今年中日友好大会讲话照片。7月16日,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谷内再次访华同杨洁篪国务委员共同主持首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开启高级别政治对话是两国加强高层战略沟通的重大举措,有助于积累共识,管控分歧,形成中日关系稳定向好的势头。

杨洁篪指出,去年底以来,中日关系趋向改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方应在历史问题上清晰发出积极信息。7月17日,李克强总理还破格专门会见了谷内。据日本媒体报道,7月下旬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访问了北京。在外交上拉住日本的姿态就不会给日本和世界造成中国主动孤立日本的印象,或者给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宣传中国关闭沟通大门带去借口。

主动做工作并不是单方面释放善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中国则传递了威慑信号。2015年3月2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参照各国的做法,将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并举行纪念大会和阅兵式。3月8日的王毅外长记者会上说加害者越是不忘记加害者责任,受害者才有有可能平复曾经受到的伤害。日本的当政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扪心自问,70年前输掉战争,70年后不要输掉良知。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记者会上说今年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3月21日,在时隔三年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谈上,王毅说历史问题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5月8日,俞正声在会见自民党额贺福志郎为代表的访问团时,对安倍在美国国会讲话中对于侵略部分轻描淡写表示了不满。5月12日,习近平出席俄罗斯举办的二战胜利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仪式上讲话说反对任何否认歪曲篡改历史行为。

同一天,中国宣布9月3日抗战纪念日,在日本首相谈话之后,9月3日的纪念活动在时间上就形成一定威慑。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说今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李克强在会见谷内时候将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放在机遇之前,提醒问题的敏感性。

主动做工作主要是做日本国民的工作。历史问题并不在于日本没有道歉,而是日本部分政治人物的否认历史的言行,经常出现周期性的发酵,结果造成了用道歉来确认日本的意图的怪圈。实际上,那些应该道歉的人没有道歉,而不用道歉的人却反复道歉,而围绕道歉问题的报道则客观上让不少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在打历史牌,甚至认为利用历史问题贬低日本为世界和平的贡献,中伤日本国际信誉。

如果中日关系的社会基础得不到改善的话,那么任何政治努力都很有限,所以首先要争取接近日本民众。4月下旬,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演讲中说,对于安倍谈话的具体内容中国不要求,但是真正地反省历史不重复历史的诚意必须表达,这避免了给日本民众造成中国强压日本的印象。习近平亲自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这对于打破日本国内认为习近平对日强硬的报道起到了积极效果。

安倍内阁战后70年谈话为双方改善关系提供的仅仅是最低的条件,而远非历史问题和解的充分条件,需要看到中日关系的脆弱性仍将长期存在。然而从现实外交角度来说,如何在最低可接受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比较稳定框架基础上,继续目前主动做工作配合必要威慑信号,对日外交新姿态而非过去的友好外交将让中国的对日外交更加成熟。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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