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霸权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安全忧虑。如此，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将被推到中国身上，美国倒可以孑然一身，因为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个问题。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对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是多么的不利！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位置。难怪美国人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它能帮助美国占据历史和道义的高地！冲突的根源既可能是崛起国也可能是守成国。但如果我们使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表述，这就在无意中承认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承认了中国崛起本身是个问题。此类外交话语的陷阱倒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得不防。修昔底德不见得预见了中美冲突的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21世纪美国概念却真是为中美关系下了个套。

西方学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霸权地位，这是事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一直试图打破这个格局，我们因此提出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

但与此同时，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还是源源不绝地流入我们的学术话语之中，有些甚至还进入了官方语汇。只要这些西式概念和理论能在中国情境中站住脚，并带来解释中国的新视角，我们就应该欢迎它们。毕竟，中西思想碰撞，能激发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灵感。

但是，并不是所有西式概念都能在中国情境中生存，有些不仅对中国没有解释力，甚至对中国的学术和政策讨论弊大于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是当下一个重要的例子。

我们是在提及中美关系应该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时使用这个词的，但是，随着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对美中关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随着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情绪的上升，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概念来思考中美关系？修昔底德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军事家，我们需要这样一位时空间隔离我们如此之远的古希腊人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吗？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问题并不在于修昔底德本身：修昔底德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世界历史不朽的经典，对国际关系研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问题在于，当下的国际关系学者拿“修昔底德陷阱”来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但他们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却不一定符合修昔底德本人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初衷。

如果他们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有误或者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观点就会误导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讨论。因此，对于这种能对政策讨论产生影响的西方概念，我们应予以充分的澄清和必要的批判。

当前“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由于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汉·埃里森（Graham T. Allison）的研究和发挥。在2013年6月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埃里森提出了美中能不能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他指出，1500年以来，在15个崛起国实力逼近现有霸权国的历史案例中，有11例以战争结束。他认为，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已经找到了此类崛起国与霸权国战争的根源：雅典实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是埃里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实力的迅速上升、霸权守成国的恐惧以及它们各自联盟体系的缠结将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如果埃里森认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中美关系真是岌岌可危了。幸运的是，这样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它也许只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误读而已。

早在埃里森把“修昔底德陷阱”应用到中美关系之前，国际关系大师级的学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修昔底德做过至今无人超越的研究。勒博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本就不是不可避免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多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原因或者前提条件。斯巴达之所以向雅典宣战，并不是因为它对雅典实力本身的恐惧，而是因为它想维持自己在古希腊世界中的荣誉和地位。

在斯巴达人看来，真正的威胁并不是雅典物质实力的上升，而是因为雅典的海权文明代表了一种新的、与斯巴达的陆权文明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雅典文明的持续发展和扩张，将威胁到斯巴达文明在希腊各城邦中的领导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并不是雅典实力的崛起，而是斯巴达对自身的身份、地位与价值观的担忧。

当然，勒博的观点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但这极有影响力的一家之言，已经足以使人对埃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产生足够的怀疑。如果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霸权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安全忧虑。如此，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将被推到中国身上，美国倒可以孑然一身，因为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个问题。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对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是多么的不利！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位置。难怪美国人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它能帮助美国占据历史和道义的高地！“修昔底德陷阱”对现状守成国是个好概念，对崛起国则真是一个有点阴险的话语与外交陷阱。

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与中国对美关系的核心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接矛盾。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走出西方崛起国与守成国冲突的老路。这种表述是中性的：冲突的根源既可能是崛起国也可能是守成国。但如果我们使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表述，这就在无意中承认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承认了中国崛起本身是个问题。此类外交话语的陷阱倒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得不防。修昔底德不见得预见了中美冲突的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21世纪美国概念却真是为中美关系下了个套。

与其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样对中美关系有诸多不利的洋概念，还不如从中国自己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中提炼出几个既能概括中美关系本质、又能表达出创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愿景的概念和理论。

比如，我们不妨研究一下“荀子突破”这个概念。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曾提出，在他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战争是常态。这一假设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无政府状态”这一核心概念的根源。但荀子认为，虽然原始状态下人们的私欲能导致纷争，人们却能制定出礼义来限制纷争并促成合作。荀子的这一深刻洞见，也许能为中美超越冲突、走向持久合作指明一条道路。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研究员、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讲座教授，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