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世界历史舞台上又一位巨星陨落，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各国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战略家、政治家的深切哀悼。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张高丽副总理在23日当天分别向新加坡发去唁电。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代表中国出席新加坡29日举行的国葬。李源潮代表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名义，对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新方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口信。习近平在致李显龙的口信中对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感悲痛。他说，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我十分敬重的智者和长者。作为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的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当前，中新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友好合作，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坚持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今年中新建交25周年为契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新期间，李源潮前往国会大厦吊唁李光耀并瞻仰遗容，会见了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副总理张志贤。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总理莫迪、缅甸总统吴登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也出席了葬礼。

葬礼外交由来已久。建交国家之间进行葬礼外交是国际社会的外交惯例。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之后都能为多边外交搭台，只有少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才能够“享此殊荣”。近年来出现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葬礼外交”，分别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葬礼，此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葬礼又一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葬礼外交至少有三重作用：

第一，对于东道国而言，为逝去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举办国葬，举国上下连同到访的他国友人共同哀悼、集体缅怀，向逝者致敬，不仅可以提升国家的凝聚力，还是一次展示国家软实力的机遇。2013年12月，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近百名国际政要出席葬礼，南非一时间成为了国际舞台的中心，通过与到访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宣扬曼德拉总统在黑人解放事业中的功绩，南非凭借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非洲领头羊”的地位。

第二，对于参与葬礼的国家而言，这是一次巩固与东道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增进两国友谊的良机。葬礼是亲友们向逝者进行告别的仪式，这个场合庄重、肃穆，却又最能够唤起大家心中的共同记忆，触动彼此心中最柔软、最温情的部分。因此，葬礼外交既是政府间外交的体现，又承担着部分公共外交的功能。向建交国去世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唁电、积极参与葬礼外交是各国普遍遵循的外交惯例。今年1月，奥巴马临时压缩了访问印度的既定行程，专门赴沙特吊唁逝去的国王阿卜杜拉，为的就是不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表达友善的机会。

第三，葬礼是一个特殊的多边外交场合，人情味较浓、政治敏感性较低，许多国家常常利用这一场合实现某种“外交突破”，因此，葬礼外交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工具。2009年，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去世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专门发唁电，并出人意料地派遣代表团赴韩吊唁，令紧张的朝韩关系获得了一个缓和的契机。2013年，利用曼德拉的葬礼，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实现了历史性握手，向外界释放了美古关系解冻的信号；奥巴马总统主动与巴西总统罗塞夫拥抱，缓和了因斯诺登事件而引发的美巴关系僵局。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三次发起对前苏联的“葬礼外交”，通过派代表团参加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的葬礼，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苏对抗的氛围，为中苏关系的最终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葬礼并不是进行多边外交的最佳场合，过于高调的多边外交往往会冲淡葬礼本身的内涵，喧宾夺主，适得其反。把握其中的分寸显得尤为关键。2013年奥巴马总统在曼德拉葬礼上以“黑人世界的新领导者”自居，招致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其在葬礼上玩自拍的花边新闻更是占据了西方媒体的头条，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使其“外交成果毁于一旦”。因此，葬礼外交所体现的不仅有政治智慧，还有领导人的外交艺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体会。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