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剧变20多年来，尤其是在全球经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促其良性互动，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下面谈几点探讨性看法。

一、要合理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始终在竞争中共存，在共存中竞争，保持着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矛盾的状态。列宁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列宁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44页）。列宁的话历来被左的思潮所扭曲，只讲“掘墓人”，避而不谈“后继人和继承人”。当年苏共对社会主义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极为片面，早期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垂死腐朽，拒绝甚至敌视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合理创造；晚期则对资本主义恭维备至，将西方价值观理想化、绝对化，无选择地一概加以效法。于是，在破与立、批判与借鉴、计划与市场、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偏离了科学真理，结果严重损伤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二、要恰当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两制”关系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就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头面人物扬言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里。然而，社会主义却得到持续发展，二战后更是形成了社会主义体系，发展势头迅猛异常，甚至出现过社会主义压倒资本主义的判断。总之，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就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

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开提出与传播，其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从而向客观现实迈出了一大步，

如今提出“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堪称又一大进步。这是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是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肆虐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概念。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经受严重挫折，那时，资本主义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语）、“历史终结”（福山语）的幻觉中总想吞没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存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打破了他们的迷梦。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等大国，遭到空前巨大的冲击，反而不得不求助于社会主义中国，唱出“同舟共济”的高调，从而将两制关系之依存度标榜到了极致。

三、确有一个如何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福祉，必须在抵制资本主义糟粕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继承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从而才有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加先进的文化。我们要纠正过去那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断然割裂、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发达程度已远远超前于资本主义的错误观念。资本主义世界目前仍是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主要载体。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的克服自身弊端的手段，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的弊端还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与之竞争的有利条件和最终取而代之的机遇。

我们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胆而又谨慎地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长，但我们有自身的标准，即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坚持实现共同富裕，形式上亦有自己的特色。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市场经济。

四、要认清转型国家的社会制度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今仍相当之含混。苏联解体之后，原苏联的一些成员国其实是在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是在本国特点资本主义与本国特点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这些转型国家的一些主导政治力量，多半走“中间路线”，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既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上，“中间路线”或“中间道路”几乎成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同义语。其实，相对于历史上的极左路线（绝对坚持苏联模式）和剧变后的极右路线（无条件照抄西方模式）来说，“中间路线”可能恰恰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的一种正确选择。所以，笼统地将所有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都归之于资本主义，是值得商榷的。

五、两制国家之间的依存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国家间依存性加强，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日益鲜明的标志。依存性产生于各国安全与发展的利益需要，因此必然会出现伙伴的选择和对手的竞争问题。依存性加深，不等于国家利益和文明传统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会自然消失。依存性与竞争性是对立统一，但有主次之分。经常的、大量的、普遍的则是表现为依存关系。在依存中不断竞争，又在竞争中维护依存，保持利益平衡，避免形势失控。这正是国际总体形势可能继续趋向缓和的内在动力。依存性与竞争性，任何一面都不容忽视。漠视依存性则势必高估本国自身的能量，往往导致故步自封；轻视竞争性则会在国际社会中处境被动。这两种倾向都有碍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增强。

面对金融危机，“两制”国家怎样才能做到“同舟共济”？1998年11月23日中俄联合声明说得好：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期应该相互支持，同舟共济，而不应借机谋取私利。

至于中美之间基于“积极、合作、全面”的原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体上说有一定的可期待性，但动机各不相同。“积极”，互有需要；“合作”，各有选择；“全面”，难在“战略互信”。

六、国家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良性互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作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之间说不上良性互动，犹如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不可能良性互动一样。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则另作别论。

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能否和平相处甚至产生良性互动，要看对象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国与西北欧一些奉行中立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产生良性互动，历来没有多大障碍。一般认为，当今西方更具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形态主要体现为两种，所谓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军事帝国主义和以法德英三国为首的欧洲原教旨资本主义。我们与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大国产生良性互动，麻烦和困难就要多得多。

良性互动规律性是存在的。据笔者的见解，它是由起点、过程与结果三个环节构成。起点——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必须尊重他国的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过程——合作与竞争同在，矛盾与妥协并存。合作要诚信，竞争要守规矩，摩擦要不导致对抗，妥协要适度。结果——双赢、共赢，而不可能是任何单方面获益。

两制国家之间良性互动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能决定的，一厢情愿是行不通的。要与资本主义大国做到平等地打交道，凭靠的是自己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困境时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顺境时，更有条件产生良性互动。

“两制”国家之间相处还必须奉行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以下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国家利益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原则；求同存异原则；共同发展原则；面向未来原则；等等。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十二字方针，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