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主流的共识认为，这句话对中国外交来说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战略指导方针。在2010年中国兰州国际关系协会的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就这种模式的持续有效性展开激烈的争辩，并得出结论，它对中国的外交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鉴于这一结论的宏观性，与会者提出了其他九个主要政策建议：不对抗美国，一般不挑战国际体系，不以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不当“反西方阵营”的头，即使在对的情况下也不与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在事关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不妥协和让步，对国际事务中有需要的领域提供公共物品，利用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改变中国国际形象。

 

关于全球治理，中国学者也使用了多边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有学者称：“对于中国来说，多边主义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不是一个政府间机制或制度安排。中国也担心，多边主义成为他国牵制中国的一种工具。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就已为此使用多边主义来解决双边问题了，多边会议成了双边谈判的有益舞台。但我们仍然不喜欢多边主义，而是更倾向于双边主义和多极化。”

 

对于全球治理，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所持的官方观点是：中国越是发展，就越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永远不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携手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分担责任，寻求共赢，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原因所在，随着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这场热烈的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中，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通常避免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参与，但认为中国必须被认为对全球治理作出了贡献。因此，促进全球治理是一种手段。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担心卷入外国事务，但认为中国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的搭便车者。

 

 

这个谱系的终点是“全球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承担解决与其大小、实力和影响力相称的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责任。这相当于西方的自由制度学派。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不拘一格的学派，由信奉“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英语派”的个人组成。其倡导者在哲学上倾向于人道主义，拥抱全球化，不太重视国家主权，并认为，跨国挑战需要跨国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对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感兴趣，信奉外交和泛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比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更支持和信任多边机制。

 

全球主义学派认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的贡献，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球主义者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制度主义者”，他们的分析基础是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他们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各种“非传统的”挑战常常跨越主权的边界并且必须通过多边手段加以解决。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多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人类安全、经济安全、反恐、公共卫生、有组织犯罪、走私、网络攻击、海盗等。有趣的是，中国的军队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这些研究，美其名曰“非战争军事行动”。

 

全球主义者大力支持联合国和中国在安理会发挥积极作用。他们也强烈支持中国参与世界各地的区域外交组织。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发起成立新的对话集团，如中非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东亚—拉美论坛，并已成为许多集团的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在拉丁美洲，中国同里约集团举行了17 次对话回合，并且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其他拉丁美洲论坛建立了对话机制。

 

 

以上就是当今中国精英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识谱系。事实上，各种观点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拥有多个国际身份和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些也不能代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网民，他们非常善于表达、活跃而且无疑属于本土主义者阵营。中国政府对该公众群体的观点是相当敏感的，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超民族主义的，批评政府在面对外来压力和侮辱时“太弱”或“太软”。

 

现实主义影响了绝大多数精英的观点，在今天中国的讨论中占据重心，其结果如下所述。

 

大国学派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从经济增长到政治稳定再到有关台湾的地区安全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会寻求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幸运的是，该派的支持者多数是政府官员，显然也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虽然他们可能不信任和不喜欢美国，这些官员却务实地认识到对于许多中国国内、地区和全球优先考虑来说，美国都是极端重要的。

 

同时，“亚洲优先”的追随者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地区关系，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和印度在最近几个月连遭打击。这对美国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努力加强华盛顿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

 

对于全球南方学派来说，华盛顿需要知道北京正在熟练地玩游戏。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令美国相形见绌，其影响力已跨越欧亚大陆，正在中东和拉丁美洲扩散。华盛顿需要认识到，与中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美国应该在全世界加强其存在和外交，在“中部地区”和“中等强国”与北京进行竞争。而且华盛顿已经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SAED)的“战略轨迹”下使北京参与到一系列地区对话当中，但这些对话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高频率。

 

至于选择性多边主义学派，美国必须明白，该派所推动的是对自己有利的、战术性的和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并不认同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许多前提，尽管它从中获益良多，中国只会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但不幸的是，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全球主义在中国的辩论当中已经失败，自 2008 年以来，其声音就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 以及欧盟和其他国家)应停止推动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是要公开提醒国际社会，与其规模和实力相比，中国实际上做的是多么少。国际社会必须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不固定的。它还在变化当中，仍然争议不断。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通过消极和积极的行动和语言来影响正在进行的辩论(以及政策结果)。美国的严苛词语和强硬措施有可能加强对中国的影响，使北京产生更加蛮横和不安的行为，因为其国内的声音会促使政府坚决反对华盛顿。更为温和的声明和鼓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加剧中国的猜疑，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和西方陷入了一个真正的难题：对中国强硬可能会让中国人更强硬，但对中国温和也只会加强现实主义的利己的“中国优先”导向。

 

自 2009年以来，世界看到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国家，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即将到来的领导人更替，因为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决定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和向台湾出售 60 亿美元的武器而不信任奥巴马政府，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这一趋势。外在行为是其内部论争的反映。

 

中国的现实主义姿态正中美国现实主义和保守阵营的下怀，它们倾向于把中国看作一个正在上升的军事大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大国、更自信的地区大国和更不合作的全球伙伴。即使是那些对中国友好和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合作和更加国际化的成熟国家的美国分析家也对北京最近的行为感到失望。这么说，从表面上看，美国必须用现实主义方法来对付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国：提前在西太平洋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加强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进行“战略围堵”，采取严苛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运用美国的实力和外交工具，并减少对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合作的期望。

 

这么对付中国合乎逻辑，人们也乐意为之。但是，现实主义的反应将必然助长美中关系中现存的安全困境，并可能产生双方都不想要的敌对关系。美国的强硬政策将只会助长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中国人更趋顽固，使北京比以往更加重视建立硬实力，并在国际合作方面越来越困难。某些方法还算审慎，如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强大联盟和伙伴关系，但如果“战略围堵”过多采取军事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苛刻的经济政策也能起一些作用，尤其是美国政府努力诱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但是美国的强硬举动遭到中国的反击，双方很容易不小心滑入贸易战。与其对中国采取“默认”的现实主义反应，华盛顿需要更有经验，制定更加复合的战略。

 

本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原文题目为“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作者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