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的看法是悲观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狭隘的和符合自我利益的界定，拒绝全球化、跨国挑战、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政策。中国现实主义倡导者倾向于认为(这一点与本土主义一样) ，西方争取中国更多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是为了用光中国的资源，并延缓中国的发展。

 

 

“大国”学派的成员倾向于认为，中国应集中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如美国、俄罗斯，可能还包括欧盟，同时相对弱化对发展中国家或多边外交的注意力，他们的口号是“大国是最重要的”。毫不奇怪，该派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方面的专家。有趣的是，尽管他们认为中国是大国，但都不认为印度、日本、东盟是“大国”。

 

该学派认为，没有与大国间强大的、稳定的关系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和使中国的其他区域关系复杂化。大国导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力问题，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是个案，但它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供应商，一个投资地，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该学派研究人员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从而认为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该派的大部分成员属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该学派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任期内居主导地位，因为这一采取的是“美国优先”的政策，但在胡锦涛时期就没那么大的影响了，因为这一任期实行的是更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不过，该学派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强调俄罗斯。有学者认为美国这条路对中国来说是个死胡同，寻求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只是一厢情愿，是弊大于利。中国的外交政策要进行调整，要与莫斯科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一点上与本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同) 。他们对于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且过去 30 年一直延续的强调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政策同样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希望欧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力量”，但现在中国的分析家们感到失望，并开始对欧盟感到幻灭和不屑一顾。虽然学者和专家们就以哪个大国为导向争论不下，但他们也指出，大多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决策者对中国的国家需要和利益是务实的，因此仍然采用大国导向。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与任何上面提到的三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来说都成本过高。因此，很明显有一个重新定位，即从江泽民时期实行的“排他地”只重视美国转变为胡锦涛时期更加平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在这个谱系当中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中国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周边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派认为，如果中国的邻居不稳定，将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中国外交应该优先在中国周边建立外交关系和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讨论各种区域的发展态势，包括不断发展的地区多边框架，美国和印度的作用，朝鲜问题，东盟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其他亚洲议题。有关这些讨论没有发生重大分歧和辩论。不奇怪，该派学者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而不是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或国际关系的专家) 所组成。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亚洲优先 ”派开始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继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的辩论”而得出结论即中国在其周围太被动后，中国开始更多强调其周边外交。北京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名义下开启了其持续的积极主动和合作性的地区外交时期。这个“亚洲优先”战略自1997 年后的十多年产生了很多的成果，中国的周边关系显著提高和稳定。然而，2009年以来，由于北京采取了更加自信、偶尔好战和苛刻的音调和姿态，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又出现了紧张局势。

 

与东盟国家在中国南海和区域性多边机构建设中不断增加的摩擦，与印度的领土和政治争端所致的局势激化，2010 年9月因一艘渔船进入有争议的海域而与日本产生争执，“天安号”事件后造成中韩关系恶化，所有这些都使北京与邻国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区域形象，并且抵消了其近十年所作的积极关系构建。

 

推动“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是“亚洲优先派”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亚学派。这些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者”，是从国外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中获取的灵感。相比国际法，他们更强调规范的行为，主张推进制度化合作和集体行为。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是这项运动的发起人，均为建立亚洲的区域制度和提高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作出了卓越贡献。强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的那些人也不排除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他们认为相对于大国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亚洲也不应该被忽视。

 

 

“全球南方”派认为，中国主要的国际身份和责任与发展中世界一致。该派观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即发展中国家。其成员认为应该把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客户国放在优先位置(或至少采取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把它们考虑进去) ，并代表它们的利益。这一逻辑体现为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G20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计划和债务减免，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等方面。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从事发达的北方国家研究和从事南方国家研究的人员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后一组中国分析家日益注意到发生在发展中世界的分裂。他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地把这些国家归为一类。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是良好的、一般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对抗的。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听起来不错，但新的摩擦也不断出现。

 

该学派认为，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分成三组。首先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巴西、智利、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第二组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和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800美元至 7000 美元不等。第三组是最不发达国家( 一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由于这些国家差别很大，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需要就至少这三组发展中国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相同的政策。然而，对该派学者来说，中国仍要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它有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保持共同的国际立场，即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继续其身份定位和南南团结，因为它为抵御西方提出的如下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交支持，如西藏、台湾、人权、气候变化等。毫不奇怪，该派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 集团的坚定拥护者，也强烈支持以 G20 为工具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向南方的重新分配。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现状修正者，而不是一个现状维护者。

 

 

沿频谱向右，“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应该逐步扩大其在全球的选择性参与，并只参与直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该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参与联合国授权的行动，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介入周边地区而不能太远，还有的则认为，中国不应该限制自己与其他大国一起介入多国( 有别于多边)行动。在该学派中，全球治理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很多人质疑这是否是中国的责任，中国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没有准备好，不具备充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有专家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都不能管好自己，怎么能管全世界？”许多 人对于对外承担过多 深 表怀疑。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或“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只是一个试图延缓和破坏中国发展实力的新花招。正如某位官员所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在政治上颠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在战略上遏制我们；近十年中，又想通过国际事务透支我们”。另一位学者指出，“全球治理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强调‘治理’，而中国强调‘全球性’难度。我们更关心的是参与的平等而不是治理。”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际民主”。不仅许多人认为全球治理是给中国设的陷阱，他们也质疑负责任的大国的概念，有学者就指出：“对谁负责？以谁的标准负责？美国吗？不！”

 

尽管有怀疑，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要与其新的地位和实力相符，但也要有选择。该学派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 1989年邓小平的指示，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的名言在西方备受关注，它是中国默默发展国力的蓝图。20年后，邓小平的“学说”继续引起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激烈的辩论，学者和官员们对于中国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承担多少争论不下。一位学者说，“在战略层面上，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该继续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概念，但在战术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