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没有单一的所谓“最佳外交战略”，只有不断改革、与时俱进的战略组合。只有不断改革，国家才能强大，社会也才能不断进步——“与时俱进”的内涵就是不断改革。而判断是否“与时俱进”，要看其战略目标是否能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具体而言，应以实力地位界定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评判外交战略。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可以限定国家利益的上限与下限，从而帮助决策者避免因无视他国的基本/核心利益而导致灾难性对抗，更加合理地判断本国政策适用性。此外限定国家利益的上限与下限可以从根本的战略层面避免两种重大失误：一是避免将不现实的奢望误作为国家利益去追求，二是避免因“妄自菲薄”而坐失提升国力与国家地位的良机，或因未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而遭到普遍谴责甚至抵制。有了上下限，我们才有可能以逻辑自洽的理性标准去判断国家的战略行为。从而真正实现稳扎稳打、奋发有为的新型大国外交。

日前，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在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该文似乎颇为严厉地批评了《环球时报》，认为该报经常刊发“极端文章”，而其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则是“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他是报社主编，很有学问的，但是搞不清楚状况”。

胡主编旋即发文回应，批评吴大使是“典型鸽派”，并让他想起了受了委屈还总想息事宁人的驻外大使。在他看来，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这场两位著名公众人物间的论战立刻引得众人围观。很快，众说纷纭的评论、观点也陆续旗帜鲜明地亮出来。从笔者朋友圈转发、转评来看，“挺胡批吴”的文章主要认为：第一，一国外交话语中应该既有鸽派，又有鹰派（尤其是军方），二者配合才能唱好外交“双簧”；第二，外交官习惯于强调的沟通、理解等手段，虽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对主权、领土、安全等“硬”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与之针锋相对的“挺吴批胡”的文章则强调：第一，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第二，在上述大前提下，中国要消除封闭的惯性，警惕封闭的思维，保持开放以准确认识世界；第三，具体来说，中国的外交务实战略要坚持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第四，尤其要当心的是，中国外交如果被（激进）民族主义裹胁则会走向歧途。

平心而论，吴建民先生和胡锡进总编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都无甚不妥。吴先生已卸任大使之职，作为资深外交官以民间学者身份发表观点，针砭时弊，无可厚非。毕竟，他并未动用自己曾经作为高级外交官而拥有的政治权力在行政层面上封杀、打压不同意见者，只是口头批评而已。

同样地，胡主编的批评者“指控”他主导《环球时报》在报道和评论上存在“明确指向性和倾向性”。可是，世界上哪家报社媒体没有自己的偏好和立场呢？就是“最自由”的美国，报纸也有偏向民主党或共和党阵营的。胡作为总编，按照报刊自身定位和立场对来稿进行筛选，也是分内之事。至于说要在媒体这个“公共场域”营造开放的环境、容纳多元的声音，这恐怕需要上级“有关部门”的首肯，而非某一家报社领导所能决定。

分析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如果继续陷入吴胡之争的具体话语脉络中，“选边站队”式的辩论将难以得出有启发性意义的新内容。反之，如果跳出辩论的具体词句，而是将此论战的话语及其所有参与者都合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带入“中国当代外交转型”的语境中，则有可能得出有益的启示：当下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外交？外交转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没有单一的所谓“最佳外交战略”，只有不断改革、与时俱进的战略组合。

当前，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同样的，崛起中的中国，其外交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如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教授所指出的：今后十年外交变化会大于之前自90年以来任何一次的外交转变；如果说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整体一致，总体不变，不断发展；那么今后十年的变化只会更大，不会比此前的二十多年更小。

既然说到中国外交的变化与“转型”，那么如何评估转型的优劣成败呢？这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问题。回答该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递进。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有没有某种特定的“外交模式”是绝对合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至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匹配中国？如果有，那么我们努力寻求该模式并实践之即可。如此一来，评判吴胡之争也变得异常容易——只需看他们谁的主张、倾向与这个“最佳模板”更接近即可。反之，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判别不同外交模式在不同情况下“适用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回顾共和国历史，中国今日的崛起受惠于自1978年所实行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则被公认为中国崛起的最大动力源。国家政府与社会全民业已达成某种有关改革的信念，那就是改革不能停止：只有不断改革，国家才能强大，社会也才能不断进步——“与时俱进”的内涵就是不断改革。

回顾人类千年史与大国兴衰史，我们同样能够得出类似的经验，那就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绝对正确、永远成功的外交战略。所有成功的战略都是决策集团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的产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恢复周制遂成春秋五霸之首，可类似的战略到春秋末期的宋襄公时却致其身死人手、沦为笑柄；秦以严刑峻法、戕民屠城为手段剪灭六国、“逆取”天下，却在混一寰宇后不知修德，不懂“顺守”，最终“得而族灭”。

西、葡以重商主义起家，而大英帝国的基石却必须建立在自由贸易之上；首倡“门户开放”原则的美国曾为WTO全球自由贸易鼓与呼，但当下却又以TPP、TIPP来自我消解它曾一手擘划的世贸体系以应对崛起的中国。由此可见，如果说当真存在某种永远成功的战略，那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战略。

“判断是否“与时俱进”，要看其战略目标是否能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

在明确了“与时俱进”的总原则后，我们还不能马上对吴胡之争做判断。因为我们还需要知道：究竟具体怎么做才符合“与时俱进”的标准？这里就存在一个概念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引入“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实力地位”等概念。有人说，判断是不是与时俱进，看领导人的讲话即可——领导人认为是对的，那一定就是与时俱进了；否则不然。这显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实，这其中道理，民间俗语早就一语道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手里只有小刀，那只能杀鸡；有牛刀，方可解牛。同理，在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在这个层面上，无论大国小国、西方东方，概莫能外，譬如主权、领土完整、不受外国侵略和颠覆等等。但是，更高级一些的“国家利益”（譬如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就取决于该国的“实力地位”。

国际关系常识告诉我们，实力（strength）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可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这四类实力要素构成的综合实力成为一国界定其国家利益的基础。

依据实力可以世界上的国家做一个简单分类，大国（great powers）、中等国家（secondary powers）和小国。其中，小国的国家利益通常局限于上文所谈到的基本利益——生存。而有一定实力的中等国家往往会谋求地区主导权，譬如美国势力撤离后，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四大国便在中东展开博弈。而具备“洲际影响力”（人大时殷弘教授语）的大国则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其利益分布超出区域范围。如果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将实力变化趋势与战略方向考虑进来，那么大国又可以分为霸权国（譬如美国）和崛起国（譬如中国）——前者的实力决定了其利益是维持现行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或用外交学院现任院长秦亚青教授的话说就是“霸权护持”；而后者的实力增长则决定了其利益是重新分配国际权力。

“以实力地位界定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评判外交战略，既可防止妄自尊大、过度扩张，又可避免妄自菲薄、鼠目寸光，从而真正实现稳扎稳打、奋发有为的新型大国外交。

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有什么好处？首先，它可以限定国家利益的上限与下限，从而帮助决策者避免因无视他国的基本/核心利益而导致灾难性对抗，更加合理地判断本国政策适用性。

例如，2012年中日海军的实力在同一级别之内，双方在钓鱼岛上的分歧是可以根据搁置争议原则维持现状的。然而，日本政府却忽视了中国的海军实力决定着中国的利益底线，中国不可能容忍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日本政府的一意孤行，导致中国政府宣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线，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海上和空中巡航。由于日本无视中国实力所决定的利益底线，不合理地界定了日本的利益目标，导致其非理性政策失败。

限定国家利益的上限与下限可以从根本的战略层面避免两种重大失误：一是避免将不现实的奢望误作为国家利益去追求，二是避免因“妄自菲薄”而坐失提升国力与国家地位的良机，或因未能向国际社会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而遭到普遍谴责甚至抵制。一句话，有了上下限，我们才有可能以逻辑自洽的理性标准去判断国家的战略行为。

举例说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一超独霸的超强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将维护全球霸权设定为核心利益，这是有道理的。相比之下，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不具备原苏联的超级大国的实力，于是也就不再以争夺世界霸权、推行世界革命为其核心利益，而仅满足于对独联体国家保持特殊影响的区域霸主地位。

同理，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保护其海外利益、资产、人员的责任越来越重；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也提出越来越高的期望。因此，正如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海外利益的扩大要求我们“适应新的条件，发展出既体现中国需求与特色，又符合国际趋势的治理与介入学说，它同时要求对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加以调整和创新，使之与时俱进”。

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总体国力虽然已是世界第二，但从经济结构、治理结构、发展质量、人均收入等诸多指标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推行的战略要符合自身能力，不能采取超越能力的做法。譬如，在对外援助上，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的援助标准是本国GDP的0.7%，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对外援助标准就不应超过0.7%。如果中国的年度援助超过了GDP的1%甚至更多，这显然就缺乏合理性了。中国崛起，“创造性介入”国际秩序的改造与重塑，这些都需量力而行，而量力的标准则是国内需要和国际标准的结合——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什么。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去看吴、胡及其支持者们的争论就会发现，当那些被激烈碰撞的种种观点、信念、价值观、甚至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标签被技术化处理（概念操作化、“数目字上讨论”等）后，其实很多“主义”间的意气之争都会被消解、融合到具体“问题”的务实研讨中来。

总结全文，我们的探讨由当下热门的“吴胡之争”引起，但所涉内容在深度、广度和聚焦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这场论战本身。对此，我们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应该感谢吴先生、胡先生这两位政界和媒介的资深人士，是他们用自己丰富的职业经验与智识将“中国外交转型中的阵痛”以及隐含在其背后的中国知识界的撕裂、“左右”纷争、“鹰派鸽派”之标签等一系列“窗户纸”捅破（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对其展开探讨），并将它们一一拿到这个公开的话语场中，让众人公平地探讨——这本身就是一大贡献。而本文所期望的，则是不揣冒昧、敝帚自珍，运用科学方法从国际关系学理角度解读这场论战在外交层面的政策含义，并以此以求教于方家、前辈。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文章转自凤凰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