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关系被称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它在中东“永不沉没的航母”；对以色列而言，美国是它在国际社会立足的保障。回溯历史，美以同盟关系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

从杜鲁门的犹豫到里根的结盟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美以并未缔结“铁一般”的盟友关系。彼时美奉行“阿拉伯优先”战略，美国务院、国防部等一众高官担心过度支持以色列，会激化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威胁美在中东利益。尽管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8年顶住压力承认以色列，但此举更多是出于争取国内犹太选票与遏制共产主义的考量。在杜鲁门任期内，美对以直接帮助极为有限。至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以支持则更少。为拉拢阿拉伯产油国对抗苏联，艾森豪威尔对以实施系统性压制。

美以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肯尼迪时期。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中东政策十分失败——不仅未能拉拢阿拉伯国家，反而让其与苏联越走越近。为改变苏联向埃及供武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美首次打破对以武器出口禁忌，于1962年批准价值1000万美元的霍克导弹交易，这标志着美以关系从“有限支持”转向“战略协作”。1963年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政府进一步将对以支持制度化。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胜利不仅让美意识到其作为中东“反苏屏障”的战略价值，还极大提升美犹太社区政治影响力，强化以在美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

尼克松时期，美以关系进一步深化。阿拉伯国家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败归咎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埃及、叙利亚等国宣布与美断交。为抵御苏联进一步扩大在中东影响力，尼克松开始着手将以打造为美在中东“堡垒”。一方面，美对以军援从1971年的五亿美元增至1974年的25亿美元，远超过去近30年历届美国政府提供援助的总和。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还默许以拥核，正式开启美以“特殊关系”历程。

里根时期，面对苏联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的扩张，美国选择将以色列打造为其中东“战略之锚”。在这一时期，美对以提供了F-15、F-16战机等尖端装备；美以确立了常态化合作机制，以被正式列为美“非北约主要盟友”。但在此期间，以色列的自行其是让美伤透脑筋。以1981年轰炸伊拉克核设施、1982年兼并戈兰高地、入侵黎巴嫩等行动，无不引发美对地区局势失控的担忧。里根曾多次公开谴责以方行动，并下令推迟对以运送战机和弹药。以在聆听美警告的同时，也加码对美“反向操纵”。为实现自身目标，以广泛游说美国会。经过30多年的发展，犹太势力在美政坛已颇具影响力。

从老布什的“以压促变”到拜登的“无力纠偏”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使美国失去在中东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地区动荡仍威胁美国利益。老布什政府将中东和平视为“世界新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将以视为“地区安全基石”。这一时期，美对以政策既强调维持美以“特殊关系”，又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具体而言，美将对以援助维持在每年30亿美元左右，并在海湾战争后提供了额外的6.5亿美元补偿以受伊拉克导弹袭击的损失。双方于1992年签署《美以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明确以作为美“战略盟友”地位。同时，为使以配合美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老布什政府还通过扣留贷款担保等经济手段迫以作出改变。这些施压部分抑制以对外扩张行动，间接导致以工党领袖拉宾上台，为后续克林顿政府主导巴以签订《奥斯陆协议》奠定基础。到小布什主政时期，9.11事件后美主导的一系列反恐战争让中东地区反美情绪达到历史高点，地区国家批评美国过于偏袒以色列加剧地区矛盾。

在总结前任失败经验后，奥巴马一上台就明确表示“要与阿拉伯国家修复关系”，并有意在外交上疏远以色列、追求与伊朗达成核协议。这一系列举措导致美以关系进入新的低谷期，并造就了2015年的“名场面”——当年1月，在未获白宫同意的情况下，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应共和党人约翰·博纳邀请，访问美最高政治舞台国会山，发表演讲“炮轰”奥巴马对伊朗政策。这一幕让白宫无法接受。奥巴马政府认为以不仅不尊重盟友，还恶意操弄美党派政治。

拜登时期，美以关系更是进入了一个美国“有心约束、无力主导”的阶段。一方面，美仍通过军援、外交表态等方式维持对以支持，但受制于全球战略收缩、国内政治分裂及中东格局变化，其对以控制力显著削弱；另一方面，以在内塔尼亚胡政府领导下强硬推进加沙战事，挑战国际法与美国底线，迫使美在维护同盟与回应国际舆论间陷入两难。拜登政府从一开始的“拥抱外交”逐渐转为后期扣留对以军援的“施压外交”。饶是如此，也没能令以改变路线。

特朗普能否除痼疾、开新局？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以色列的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仅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为以领土、还单方面撕毁伊朗核协议、对伊朗实行“极限施压”，并促成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四国与以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上举措改善了以战略处境，但也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埋下隐雷。

今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其对以政策也从“绝对支持”逐渐转为“战术平衡”。他从支持“清空加沙”、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伊朗，快速转向催促以在加沙停火、宣布与胡塞武装停火、持续推进美伊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二任内的首次中东之行也未前往以色列。这引发以色列舆论担忧“美国是否要抛弃盟友”。

究竟是何原因令特朗普改变对以态度？一种说法是现在的以色列无利可图——既没有特朗普垂涎的关键矿产，也没有能为其贡献“政绩”的大笔可支配资金。这让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感到费力不讨好。还有一种说法是特朗普受够了其“在白宫后院捣乱”，即指以游说政客、干预美国内政。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都不会导致美以彻底决裂。正如老布什的一名顾问所说：“我服务过的每一位总统，在某些时刻都会被以色列气得火冒三丈，并在椭圆办公室里‘无能狂怒’。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由于国内政治和其他因素，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并感到沮丧。”可以说，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资产也是负担，想要改变美以关系既需政治勇气，也需政治智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