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加速变动期。研究影响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矛盾、科技进步、大国关系、公共产品，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脉络，预测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为了预防国际秩序变动产生的风险，需要我们系统掌握国际社会可能会遇到的四大“陷阱”。如何跨越这些“陷阱”，考验着各国领导人和政治精英的智慧。

“新自由主义内生陷阱”：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原生矛盾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选民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政经体制心存不满，致使“塔西佗陷阱”（对政府抱有固有的负面评价）的连锁效应开始发酵——选民对拜登等建制派总统持否认态度，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反建制形象出现的特朗普，认为他能够打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实际上，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而是在延续、修正乃至幻想复兴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如果单纯从一个执政期来理解特朗普2.0的诸多做法，往往是摸不清头脑的。当拉长时间轴，对照特朗普1.0的诸多举措及美国当代政经体制的历史演变轨迹，则很容易理解特朗普2.0进行的“自我校准”——试图修复第一个任期所未能克服的新自由主义内生矛盾。正如《美国变局：从里根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一书所指出，“他（特朗普）延续和深化了从里根到奥巴马一脉相承的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发展趋势——私有化、压缩工资、持续兜售对企业减税，以实现刺激投资、提升就业的神话。”

特朗普声称要缩减军费支出的做法，源于他想克服里根时代延续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内生矛盾，亦即美国政府无法在不断增加的国防战争支出、对企业和投资者减税与消减社会支出之间实现有机平衡。面对无法克服的深层次矛盾，政府过去只能通过“双赤字”方案予以解决，借助债务弥补不断上涨的国防支出和减税导致的赤字。而特朗普更具“线性思维”，他尝试直接从需求端下手，通过裁减军费支出，并要求盟友国家增加国防开支来抑制国防支出的增加。此外，身处新任期的特朗普还试图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再组合”，尽可能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步调。然而，历史上的“再组合”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经济，也冲击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因此，如何在全球层面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协调抑制此类溢出性风险愈加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非常不幸的是，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这或导致新自由主义的内生矛盾溢出至全球范围，给各经济体带来重创。

“新马尔萨斯陷阱”：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

“马尔萨斯陷阱”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指几何级增长的人口和算数级增长的生存资料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在没有技术进步或其他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人口会超过资源的承载能力，引发饥荒、战争和疾病等灾难，从而导致人口锐减至资源能够承载的水平。然而，我们当下谈的“新马尔萨斯陷阱”指的是在技术进步等外力影响下，世界各国所需要应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人口将因“高智能替代”而面临失业或重新就业的窘境。比如，那些需求下降岗位的工人面临失业风险，有待再教育；需要升级技能岗位的工人虽能继续就业，也将面临工资下降的困境。

本轮人工智能（AI）革命正在实现脑力和体力劳动的规模化替代，信息咨询业、工业制造业等新旧业态均逐渐受到“高智能替代”的影响。麦肯锡咨询公司在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约有15%～30%的现有工作岗位可能因AI革命而被替代。展望未来，AI革命或将重塑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而适应不了这一变革的人群将可能陷入所谓的“新马尔萨斯陷阱”。其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或因南北方国家间再度迅速拉大的数字鸿沟，更易坠入AI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马尔萨斯陷阱”。此外，有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AI替代。据国际劳工组织推算，全球可能受到AI影响的女性和男性劳动者分别为4800万人和2700万人。然而，工作被AI取代并不必然意味着失业，因为新的就业岗位将被创造出来，不过这将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共同挑战。如何通过教育及时提升各类人群的工作技能，进而适应AI时代的挑战；如何通过合理的财富二次分配，预警或缓解就业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风险；如何通过全球科技治理来规范科技进步、新业态发展及塑造科技伦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协调进步与稳定，是各国政府即将面对的新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守成国与崛起国必有一战？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艾利森通过分析历史上的霸权更替案例，发现守成国和崛起国多以战争收场，以此来隐喻中美关系。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分析。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制于农业文明物质资源的有限，雅典和斯巴达围绕土地、人口等核心资源存在零和博弈，由于在制度层面没有第三方进行调停，两者不能及时有效地管控冲突，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时至今日，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仍是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重点关心的理论命题。然而，简单延续传统权势转移理论来判断“中美必有一战”并不恰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依存度持续提升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联合国等超国家机制在管控冲突、维持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多个核大国形成的核威慑稳定体系（通过上万枚核弹头构建的战略平衡），大大抬高了爆发冲突的成本，抑制了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对中美关系带来一系列的冲击，致使有助于维持既成秩序稳定的各种条件有所松动，中美关系必然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再度升高。事实上，历史的车轮将走向何处，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如果两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对于中美之间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也提出了自己最新的观点。他认为，接受中美之间激烈竞争不可避免、持续坦诚的小范围沟通以及密切合作（特别是事关国家生存所需的合作），是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可行的战略框架。结合艾莉森的新旧论断，尤其是在时代背景和条件转变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亟须克服零和思维，塑造良性竞合关系，建立新的共识与规则，及时有效地管控风险。

“金德尔伯格陷阱”：大国衰落加剧公共产品赤字？

“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论断。奈结合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大萧条的研究，认为国际体系缺乏领导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必将导致全球治理失灵。近年来，随着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双双下降。这一现实再度引发人们对“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联想。特朗普政府强势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巴黎协定》等多项国际多边协议，减少国际援助，客观上削减了全球公共产品的总供给，扩大了全球“公共产品赤字”。

然而，尽管美国减少了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全球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洲维护和引领多边主义的姿态有所显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都为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秩序、避免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了必要的规则约束和制度环境。美国暂停执行包括《反海外腐败法》在内的一系列条约，间接地扩大了欧洲法规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不仅为国际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面临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皆担负着参与全球治理的天然责任。因此，霸权国的缺失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治理的失灵。

未来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上述四个“陷阱”兼具客观诱因和主观诱因。对主要大国而言，正视历史，理性决策，交流对话，重视合作，才能成功跨越这些“陷阱”，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确保自身的长治久安。其中，积极诉诸全球治理合作，已然成为国际社会跨越四大“陷阱”的破题之道。具体的合作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借助二十国集团等治理平台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有效应对新自由主义内生矛盾的外溢风险；二是将科技伦理纳入全球科技治理与合作的考虑范畴，助力各国应对就业不足和消费萎缩，以及各类非传统安全风险；三是积极参与各议题领域内的全球治理，创造弥合分歧的场景，提供塑造大国共识的对话与合作的由头；四是警惕全球治理领导权缺位和“公共产品赤字”加剧的现象，呼吁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产品融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