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石破内阁在对华政策上会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微调,但日本矛盾的对华战略定位仍会长期存在。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是更具有战略定力的一方,在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应以战略定力塑造中日关系。 |
2025年4月8日,日本石破茂内阁发布了2025年版《外交蓝皮书》,在涉及中日关系相关内容方面,延续了前任岸田文雄内阁于2024年发布的蓝皮书基调,即将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的同时,又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矛盾的对华战略定位,体现了在面对国际秩序动荡和美国衰退的双重挤压下,日本“协美遏华”和避免中日直接冲突的权衡与战略摇摆,并未因领导人更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日本何以长期陷入对华矛盾困境? 日本对华认知的矛盾性主要源于三个层面的因素:在意识形态层面,日本长期依托日美同盟体系,将自身定位为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对外部力量的崛起持审慎态度;在心理认知层面,历史上形成的复杂情感使得部分日本人士对中国发展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而在经济层面,中日两国产业链深度互嵌的现实,又使日本必须重视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多维度的认知结构,构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基础。 首先,日本长期以来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视为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基础,并将自身定位为这一秩序中的积极维护者和“优等生”。在二战后形成的东亚国际结构中,日本通过紧密依附美国,不仅获得了安全保障,同时也确立了自身在区域事务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这一认知框架下,日本认为自己有责任在亚太地区扮演领导者角色,而中国作为“后起者”的快速崛起,被视为对这一既有地位的挑战。因此,日本在政策上强调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话语上不断突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实际上也是维护自身在该秩序中的利益与地位。 其次,日本国内在认知上对中国的发展存在刻板印象和心理不适,这也加剧了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在日本部分舆论与政治精英的叙事中,中国被形塑为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存在,这使得中国崛起在日本社会中不仅被视为经济和安全层面的挑战,也造成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感。这种社会心理背景,使得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更容易倾向于防范与竞争,对合作潜力的认识则相对不足,从而在实际政策执行中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特征。 最后,日本在经贸领域的对华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华政策的两难局面。在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背景下,日本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急需布局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关系以增加经济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近期,日本政界要员接连访问中国,并携带了两封石破茂首相致习近平主席的亲笔信,这正体现了日本应对当前经济动荡局面的“务实”态度。然而,正是中日经济关系的紧密联系,反过来又加剧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难:一方面,日本为支撑经济增长,离不开中国市场;另一方面,美国的压力和地区安全考量要求日本对中国保持警惕。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日本在面临美国以及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华压力下,谨慎但又必须迈出对华合作的步伐。 二、石破内阁尚难走出对华政策矛盾窠臼 从日本的政治生态而言,日美同盟不但是其外交的基轴,更构成了日本战后政治史的一部分。因此,尽管石破内阁相较于前任政府展现了更为积极的对华沟通意愿,但从整体结构看,其对华战略仍将延续“迄今为止的最大战略挑战”与“战略互惠关系”并存的矛盾特征。 第一,石破内阁一方面会延续“亲美疏华”,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日本外交既定架构,另一方面也会继续推动中日之间的高层交流。日本认为尽管特朗普轻视盟友伙伴,但依旧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仍是其实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重要抓手。因此,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既能讨好特朗普,也可有效安抚国内强大的亲美保守势力。另一方面,石破也多次表示,“对华外交不能让步的绝不让步,但为减少问题和悬案,增进协调与协作,必须相互努力”,这延续了他希望通过积极对话缓解矛盾的对华政策一贯立场。 第二,石破内阁推动对华交流的主要目的还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着眼点,现阶段很难做到真正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强调的是,希望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和消费升级需求,推动日本经济复苏,如推动中国尽早解禁日本农渔产品出口问题,加大中国与日本在环保、绿色能源、康养产业等领域的合作。此外,日本注意到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依旧是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高精尖领域对美取得领先地位。因此日本在上述领域依旧会协同美国对华进行出口管制,在压制中国产业升级的同时,还能确保日本在关键零部件领域的技术优势。 第三,在东海、台海、南海“三海”联动的问题上,日本将持续在三个方向上积极运作,以持续增强对华的安全围堵。一是为更有效积极应对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会持续增强在西南诸岛的物资、兵力投入。此外,日本已成立统一指挥海、陆、空自卫队,并直接与驻日美军司令部对接的“统合作战司令部”。日美也实质性开展了包括在台海冲突时攻击中国大陆军舰等内容的军事演习。二是与“北约”、欧盟加强防务合作,同时以强化日菲安全合作为介入南海事务的抓手,打造“准军事同盟”关系,运用日本制造的防空雷达加强菲在海洋和空中的监视,并早日实现日美菲三国能紧密共享南海、东海的情报等。 三、以战略定力塑造中日关系 总体来看,石破内阁在对华政策上会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微调,但日本矛盾的对华战略定位仍会长期存在。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中日关系中是更具有战略定力的一方,在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中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重塑,尤其是美国内政极化加剧,对外实施单边主义。在特朗普任内,日本延续与美国绑定的外交战略,无疑将使自身利益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暴露在风险和不安定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坚持倡导开放合作与多边主义,推动区域一体化与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为国际社会的稳定提供持续支撑。随着美国的不稳定性日增,日本即使在战略上存在对华矛盾定位,也不得不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寻求中日双边、中日韩三边等合作,以维护其战略环境稳定。 其次,中国经济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仍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伴随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中日技术、产业合作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中国从过去输出组装产品、零部件等下游价值链,逐渐转向输出技术、管理、资本、文化等中上游价值链。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之间固然会出现竞争,但另一方面,日本中小企业在诸如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竞争力,恰恰与价值链中上游的中国企业形成了互补。更遑论中国在部分产业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涌现出一批“链主”企业,为国外企业提供了获取先进技术支持和市场资源的机会。近期,诸如丰田等日本龙头企业开始推动在华本土化研发等事例,说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产业链整合能力及创新体系建设,为日本经济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发展空间和合作机遇。 最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与社会心态的深刻转型,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知日益走向开放与自信,成为支撑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人文因素。当下中国公众在面对日本时,能够在坚守历史立场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展现出理性、成熟的态度,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审视中日关系。这种开放而自信的对日心态,不仅为中日人文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民间支撑。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文章转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