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在此大框架下仍存在一些活动空间。因此,中美都不应当将这段时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视为“垃圾时间”,双方都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扩展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一面,争取不那么糟糕的走向和结局,避免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
近期,中美都有人士认为两国关系已然进入“垃圾时间”,即双方无法采取有效举措改善中美关系。但这样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垃圾时间”常用于体育赛事,指比赛接近结束时,由于一方已经取得对手无法超越的领先优势,比赛结果基本已经确定,因此这段时间对比赛胜负不再有实质影响。 用这样的词形容中美关系,会带来一定的误解。中美关系极其复杂,并非体育赛事,且双方也并未进入毫无意义的“垃圾时间”。如果将这个词用于中美关系,即便原意是认为已经很难做什么来彻底改变中美关系,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指双方实力差距过大而不用做任何事情。持有这种逻辑和说法过于消极。例如,从短期看,有人认为美国大选尚未尘埃落定,在新总统没有宣誓就职之前,各方似乎都在观望,中美关系可能仍将处于当前的相对稳定期,想要取得积极改变却充满挑战。从长期看,有的认为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趋稳迹象,但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趋势难以改变,中美关系将进入较长时间的困难时期,能做的事情所剩无几。 近期,笔者前往华盛顿走访调研了一些智库,通过与美国学者交谈,意识到在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在此大框架下仍存在一些活动空间。因此,中美都不应当将这段时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视为“垃圾时间”,双方都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扩展中美关系中的积极一面,争取不那么糟糕的走向和结局,避免落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当前,华盛顿学界和战略界似乎正掀起新的对华政策辩论。但这场辩论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及2014、2015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而更像是美国政府换届期间,各方人士希望用各自思考影响下一届政府,尝试在战略竞争的框架下进一步“校准”美国对华政策。 辩论比较集中的是有关对华战略竞争的“终局”(endgame)问题,也就是美国到底想要什么。一部分人支持以杰克·沙利文、库尔特·坎贝尔等拜登政府官员所主张的“管理”(manage)对华战略竞争,另一部分人则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管理只是过程和手段,不是对华竞争应当追求的结果,“赢得”(winning)竞争才应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终局”。然而,针对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算赢得对华竞争,美国战略界也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赢就意味着让中国无法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有人认为赢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甚至还有的人认为赢就意味着中国自身必须做出改变。 从这场辩论不难看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很可能在美国大选结束后步入新阶段。如果说2014、2015年美国战略界只是思考对华接触失败之后应当采取何种对华战略,当前他们则在思考对华战略竞争究竟要实现何种目标,以及美国需要为之付出何种代价。由此观之,当前美国战略界尚未就对华政策达成共识,持不同观点者正在“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框架下展开辩论。这意味着中美互动仍有能力在细节上塑造未来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在美国大选期间以及过渡期内,中美仍有一系列事项可以推进,以延续当前稳定态势,包括开展高层会晤、工作层沟通以及在禁毒、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领域推动务实进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国内仍可能热炒“中国干预选举”,或混淆正常的人文交流与所谓的“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这不利于美国民众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也不利于筑牢两国交往的民间基础。 明年1月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后,中美关系将迎来关键一年。虽然新总统就职后的更多精力将放在组建团队以及处理国内事务上,但如何尽快实现两国各层面的接触与沟通极为重要。 如果哈里斯胜选,由于其相比拜登缺少对外政策经验,其政策倾向将来源于担任副总统期间参与外交事务的经历,其外交政策团队也可能部分启用拜登政府的原班人马。这意味着哈里斯至少在执政前一两年将大体延续拜登的政策方向,而随着执政时间增加,哈里斯还可能受到民主党左翼的影响而略微体现所谓的“孤立主义”倾向。 在对华议题上,哈里斯可能会更多倾听当前战略界辩论中关于“管理”对华竞争的声音。在哈里斯任内,美国政府会继续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对华竞争,继续在技术领域对华施压,人权问题可能会成为新的焦点。但同时,哈里斯也会清晰表达与中国开展有序竞争、谋求和平共存的愿景。在这种情境下,中美双方的博弈焦点将是如何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管理双边关系。 如果特朗普胜选,加之参议院很可能被共和党主导,特朗普在人事任命方面将更加随心所欲,当前要求“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的一派很可能成为下一届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声音。有意思的是,与民主党左翼所追求的“孤立主义”类似,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也将体现出一定的战略收缩,只不过特朗普团队奉行的是看似更为强硬的“以实力求和平”,并希望通过快速结束乌克兰危机以将过于分散的资源聚焦“印太”地区,制衡中国发展。 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很可能不是2017年时的特朗普,而是2020年时的特朗普,中美关系将承受全面冲击。尤其在经贸领域,即便特朗普扬言的对华加征60%关税难以全面落实,他也仍将试图通过关税战的方式让中国屈服,并继续推动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领域减少对华依赖。更糟糕的是,由于特朗普对两国政府间的各项对话渠道不感兴趣,现有部分对话机制可能在特朗普任内停摆。在这种情境下,中美双方可能非常趋近于“零和博弈”,由于美国将赢得竞争作为首要目标,双边合作的氧气几乎耗尽。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议题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双边关系,有不少人还提出了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反思,比如在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展的时候,美国是否应当更多关注自身内部的治理问题?美国对外政策究竟是要干预主义多一点,还是采取适当的收缩主义?这些思考和辩论的结果也将最终折射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上,而在这些不同的声音中,如果中美能够保持对彼此理性务实的认知和期待,维持耐心稳定的沟通和交流,不断在看似不可能的缝隙中寻找空间,中美关系就远未进入“垃圾时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