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日韩第九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举行。一些人唱衰中日韩合作,认为三国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地区一体化已经“失败”。这种悲观论调源于“认知陷阱”。事实上,中日韩合作机制的进展速度已经相当迅速,经济合作成果显著,并且积累了在多边主义安全架构下推进政治安全合作的经验。中日韩合作潜力依然巨大,三国需要在不间断的互动中强化地区自信。 |
中日韩第九次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半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内容广泛的联合宣言,象征着中日韩三国合作重新起航,值得高兴。然而,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峰会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没有进展,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形势下,作为美国东亚两大盟友的日韩与中国发展关系空间很有限。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崛起,中国和日韩经济上互补性已经让位于竞争性。 事实上,对于中日韩合作和东北亚地区主义的悲观论由来已久。有的甚至认为,东北亚这个地区不存在合作的基因。然而,评估中日韩合作,我们需要有客观,全面和战略的认知视角,东北亚地区主义悲观论具有以下三个“认知陷阱”需要跨越。 首先,中日韩合作和东北亚地区主义“失败论”,源于以欧盟为地区一体化标杆来对比的潜意识,这是需要超越的第一个“认知陷阱”。如果将欧盟的高度机制化作为全世界的地区主义普世标准,仅以中日韩秘书处规模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天壤之别,就足以得出东北亚地区建构“失败”的结论。然而,以欧洲一体化机制正式化和法律化程度来判定其他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性质和水平,以欧洲的先进性来定义东亚的落后性,这在知识议程设定上就是误导的,在舆论上容易造成悲观和不自信,在政策上也会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 东亚是一个战后在去殖民主义的洪流中产生的新兴民族国家聚集地区,历史遗留问题众多,再加上冷战阴影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热战伤痕,以及朝鲜半岛分裂的现实,这与欧洲经过几百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地区一体化背景很不相同。而这些不同决定了东亚地区主义不可能以欧洲那样的方式演进。 诚然,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水平需要提升,但当前机制化水平低并不意味着没有具有实质意义的地区合作。25年前的1997年,中日韩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东盟框架下诞生,考虑到中韩是在5年前的1992年才建交,机制化速度已经相当惊人。2008年中日韩召开首次独立于东盟框架的峰会。中韩在2015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14年中日韩三国投资协定生效。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生效,中日韩通过间接方式实现了三国自贸协定,三国贸易额约8000亿美元,可以说地区合作成果斐然。 第二,中日韩经济合作前景悲观论,源于三国经贸关系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认知陷阱。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和技术迅速发展导致原有的中日韩经济互补结构减弱,“中国产能过剩论”在日韩也有一定市场。“中国经济威胁论”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甚嚣尘上,但事实证明,中国入世并没有导致日韩产业空洞化,相反,三国通过构建地区产业链和供应链,很好地实现了共赢发展。 回顾历史,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到其他亚洲国家投资,开启了东亚产业链建构的序幕;80-90年代“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崛起,带动了新一轮的产业链的强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再次带来产业链分工的重新组合。在以上三次产业链建构重组的浪潮中,三国企业都显示了极强的韧性和竞争力,日本和韩国没有出现美欧一些发达国家的反自由贸易和民粹主义的现象。在当前新技术革命经济转型机遇下,中日韩企业比较优势各有特点,三国产业链深度互嵌,在新一轮重组中,互惠共赢的机会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 至于中国的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产能过剩”导致地区经济竞争关系,是认知框架错位。如果我们将看问题的焦点转到全球和地区巨大的绿色需求上来说,中国的产能不是多了而是根本不够。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过去聚焦于欧美市场以及三国之间,但放眼正在集体崛起的全球南方,市场极其广阔。此次联合宣言中专门强调要拓展“中日韩+X”合作,是一个很大创新。例如中东、拉美地区面对绿色转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急需产业升级,对建立与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强化关系兴趣浓厚。近期阿联酋总统默罕默德在来华参加中阿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之前访问了韩国,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协定。中日韩三国都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稳定,这些与广大的全球南方具有共同利益。 第三,中日韩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前景悲观论,源于对于东北亚政治安全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的认知陷阱。有些分析认为,此次联合宣言中对安全问题着墨甚少,美日韩强化军事威慑同盟体系,中日韩政治安全合作没有空间。冷战结束初期,曾有美国学者认为,被冷战所掩盖的民族主义、领土争端和安全困境的结合让东亚,特别是东北亚的“冲突时刻”已经成熟。然而东北亚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与发展,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将此归功于超级大国美国霸权带来的稳定,有人则认为是美日、美韩同盟的功劳。然而,美国的霸权和同盟关系早就存在,为什么越南就没有被“威慑”住,相反,越南战争还造成了重大灾难呢?笔者认为,东亚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主要依靠两个支柱:第一是国内层面,各国都聚焦发展,需要保持和平外部环境;第二是国家间层面,以对话管控分歧,以合作求安全理念没有丢弃。 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核心是缺乏一个平衡而有效的和平机制,军事威慑“一边倒”逻辑只会导致地区紧张轮番升级。六方会谈曾经有过的成功经验证明,有政治意愿,在相互尊重各方安全利益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安全架构,是可能通过政治外交方式实现的。中日韩合作不是为了针对谁或者牵制谁,而是为更大的地区多边主义做准备、打基础。 对于中日韩合作,一方面,我们要有直面东北亚地区主义经常出现“一进一退”,甚至有时候“进一步退两步”的勇气,不过高评价,不盲目乐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冷静客观认知历史进程,看到未来前行的巨大潜力,不自我贬低,不妄自菲薄。中日韩合作需要培育地区自信,而地区主义的自信也必将在各国不间断的互动中得到强化。 (作者为日本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