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在该报告发布演说中特朗普声称“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在随后发布的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以此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启了全面的对华战略竞争。截至目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已历时六年多，经历了共和、民主两届政府。

观察这六年多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轨迹，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政客以一种“狂野”的方式开启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而2021年拜登执政后，作为一名典型的建制派政客，其对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进行了“优化”和“升级”，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更加重视科技竞争、更加重视盟友的“倍增器”作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其对华战略竞争更具体系化特征以及为竞争建立所谓的“护栏”。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向乌克兰之际，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的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

一、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四条基本线索

美国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成型，主要由四条基本线索构成。

一是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实施渐进性、有选择的“脱钩”（Decoupling）。“脱钩”是特朗普对华实施全面战略竞争的初始冲动，这场竞争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开启，其间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了“脱钩”的概念。与此同时，“脱钩”也是美国战略界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理念。秉持这一主张的人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演绎，主要表现在以下理念。在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面临中俄两大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中俄对美国的挑战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和方向。俄罗斯带来的挑战主要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其国力基本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带来的挑战主要在经济领域，而且其国力处于上升通道。中国崛起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将使中国在国力上超越美国甚至压倒美国，这将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最终终结美国霸权。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实现高速发展，主要因为中国将其比较优势与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进行了完美的对接，尤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因此，如果要阻止中国崛起、防止中国在国力上超越美国，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切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

然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然“脱钩”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阻止中国崛起又必须“脱钩”。为此，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变了提法，以“去风险”(Derisking)代替了“脱钩”。然而从本质上看，“去风险”只是“脱钩”的一种委婉说法，其核心含义仍是有选择的、渐进式的“脱钩”。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并没有调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而“去风险”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高科技领域通过所谓“小院高墙”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尽可能彻底地进行阻隔，以维护其科技优势；二是在一般经济交往和贸易领域通过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目的还是产业链“去中国化”，在世界上形成两个有联系但平行的市场体系。

二是在地缘政治领域复制冷战时期美国应对苏联的做法。地缘战略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标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也是如此。可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基本做法概括为遏制战略。如果针对遏制战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就会发现该战略基本包含三种手段。第一种手段是包围苏联。美国无法单独包围苏联，因此建立了很多联盟，在欧洲方向是北约，在中东有中央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则表现为包括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在内的双边同盟体系。通过这种多层架构的同盟体系把苏联包围起来。与此同时，美国认为只是包围苏联无法给其制造足够大的压力，这就有了第二种手段：在竞争过程中设立一个战略竞争的主战场或正面战场，而在冷战时期主战场或正面战场很清晰，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将其放在欧洲，双方在欧洲地区集结庞大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而言，苏联面向欧洲的部分是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只有在这个方向集结大量战略力量，才能给苏联制造足够大的压力。第三个手段就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与苏联争夺影响力，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如在亚洲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中东有数次中东战争，在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也爆发了多场美国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冲突。

美国使用这三种手段要达到怎样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初，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对此作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将这些做法的效果称为“成本强加”（Cost-imposing），即通过这些做法向苏联施加巨大成本压力，最终将苏联拖垮。现在拜登政府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展开新冷战，但是很多做法和冷战时期较为相似，如加强双边同盟体系，建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英澳三国协调，推动北约东扩。这些举措实质上就是通过叠床架屋的盟友、盟伴体系将中国包围起来。而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强化部署，就是在制造对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或正面战场，因为这一区域恰好面向和邻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其中最突出的部位就是中国台湾，这也是近些年来美国在台海有这么多动作的根本原因。而在广大中间地带，针对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也联合其盟伴频频出手，如2019年的“蓝点网络计划”、2021年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2022年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和“全球门户计划”、2023年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最近，美国还拉拢欧盟和印度，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的概念中排除。而美国这些做法的指向非常清晰，就是要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美国这些行动的目的也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要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

三是在美国国内激活美式“军国”体制。美国社会利益多元、权力分散并相互制衡，而且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并没有应对大国竞争的健全的国家安全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而且需要与苏联进行冷战。因此，美国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反苏联立场一致，加强了美国政府与国会间协调、政府与社会间协调，通过军队与军工复合体形成了国家安全利益链条。美国国内将这种体制称为“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这是一种美式“军国”体制，在美苏冷战期间，这一体制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这一体制曾一度式微。“9·11”事件发生后，这一体制被部分激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颁布和实施《美国爱国者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战略界逐步认识到，面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美国分权制衡、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存在组织和效能短板。为此，美国借鉴与苏联冷战时政府和社会动员的经验，结合反恐战争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所谓“全政府”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美国试图改变“政出多头”乱象，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尤其强调使用国家力量中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法律和军事等方面的策略，从而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

四是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在意识形态议题上，美国强调国家身份政治，放大政治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影响，渲染西方世界注定无法与中国和平相处，以此来进行国内和国际动员，争取将更多国家拉进其阵营，同时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极力组建各类复杂的议题同盟。而且，美国提出“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从各个方面降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极力污蔑和抹黑中国。具体措施包括：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国内选举，进行网络渗透，干涉西方学术自由，盗取美国技术和利用其人才、资源，在美国国内建立“警察服务站”，购买美国农田和美国企业。

二、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效果与中国应对

以上四条线索构成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基本要件。渐进性、选择式“脱钩”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基础性线索，因为中美竞争最终取决于国力比拼，同时，美国也意识到这是其与中国竞争中难度最大的领域。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门类齐全，涵盖了多数供应链上的必要环节；制造业队伍庞大且素质较高，基础设施优良；市场资源雄厚，经济发展梯度差比较明显，进退空间较大；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进步；民营企业数量众多，硬件条件较好。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具有较大的抗冲击韧性。与此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与世界各国存在广泛的经贸合作关系，是很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在某些产业中的可替代性较低，具备一定的外部被依赖性。这意味着，美国短期内很难与中国全面切割，更无法阻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

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稳定的同盟体系来包围苏联，前提条件是当时已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如果美国不能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即使建立各种包围中国的联盟，也必将是四处跑风漏气的联盟，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另外，在美国内部，国家安全与资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因此，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反脱钩”应成为中国最主要发力的领域，也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地缘战略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突出的表现形式。冷战期间，美国积累了丰富经验，具备丰厚的存量资源，也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的路径依赖。而中国在这方面资源有限，经验不足。因此，中国应以守为主，守住安全底线，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以遏制美国通过盟伴体系和阵营化围堵中国的企图。

激活美式“军国”体制是美国试图在对华战略竞争中补足其体制机制短板的方法。美国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并迅速接近美国水平的关键利器，而美国多元分散的体制特征使其很难在高强度的大国竞争中形成强劲的竞争力。目前，美国正在复制冷战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基于此，中国需要加大跟踪分析的力度，进行有效研究和评估，观察美国各种内部矛盾和问题，如资本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美国联邦与州之间的互不隶属、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善于运用分化策略。

意识形态竞争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底色。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心理以及社会治理方面一直存在很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一定会导致两国走向冲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世界各国的对比中，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显然不是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性也没有冷战期间那么突出。同时，应看到美国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主要利用这一因素为经济“脱钩”、阵营化对立和激活美式“军国”体制进行社会动员和国际动员。因此，中国不必随美国起舞，而应当以文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对立和文明冲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国际经济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