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在本轮巴以冲突中被认为是“缺席的在场者”。长期以来，沙特不仅是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也是巴勒斯坦事业的主要支持者和赞助者，这使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风向标意义。外界普遍认为，沙特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本轮巴以冲突的导火索，阻止沙特与以色列建交，避免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是促使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动机。因此，沙特被认为既是本轮冲突的“主要责任方”，也是主要受损方，而本轮冲突的延宕和外溢也给沙特外交带来严峻挑战。

差点成为“外交大赢家”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外交经历了一轮由激进转向温和的调整。2015年萨勒曼国王继位后，其子穆罕默德先后升任王储和首相，成为国家实际执政者。年轻的穆罕默德王储怀揣大国梦，誓将沙特变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强国，带领国家进入以“沙特第一”的国族主义为标签的“穆罕默德时代”。穆罕默德在国内采取雷霆手段巩固权力基础，并推出雄心勃勃的“2030愿景”，在国内启动大刀阔斧的改革，颠覆了保守的沙漠王国的社会文化规则。

在外交方面，沙特一改寂静主义外交，转而四面出击，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率领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展开“阵营对垒”、发动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与卡塔尔断交等攻势。然而，沙特的激进外交并未提升自身实力地位，反而使其在也门战事等问题上屡屡受挫。2022年，随着穆罕默德王储升任首相，沙特的王位传承尘埃落定，继续推行激进外交已无必要。如今，沙特的首要议程是国家发展转型，全力冲刺“2030愿景”目标，而这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沙特外交开始由激进向温和路线回摆，从四面出击向“零问题”外交转型。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的外交目标已非常清晰。在地区层面，沙特希望尽快结束对也门的军事介入、与伊朗实现和解、与以色列建交。在全球层面，沙特利用乌克兰危机、国际能源供应趋紧和大国竞争激烈带来的有利形势，显著提升战略自主性，在大国间两面下注，实施盟伴多元化战略。其中，用与以色列建交换取美国的安保承诺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

2023年4月，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实现历史性和解后，沙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这为沙特摆脱也门战争泥潭铺平道路，此后其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和解谈判取得突破，双方已为签署和平协议做好准备。在美国撮合下，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也几近完成，若非巴以风云突变，沙特或将成为外交大赢家，因其面临的所有外交和安全挑战都几乎迎刃而解。然而，本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彻底打乱了沙特的外交布局，其主要外交目标都面临落空风险。

要道义还是利益？

与以往巴以冲突多系双方矛盾激化所致不同，沙特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被视为本轮巴以冲突的重要起因。作为“伊斯兰盟主”，沙特不仅始终是巴勒斯坦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也是阿拉伯世界“两国方案”的首倡者。2002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峰会批准了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这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做出重大历史性让步——在满足巴建国要求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将与以色列和平共处。这意味着，沙特若在巴建国前与以色列建交，便背离了其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因此，本轮巴以冲突使沙特陷入选择道义还是利益的两难困境。因此，沙特应对此次冲突的首要目标是避免被卷入，同时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维护国家形象。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后，沙特便紧急宣布冻结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试图以此姿态改善国家形象，与以色列和美国切割，避免自身因“站错队”而引火烧身。沙特先后发起两次公共外交活动，展示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和“两国方案”的道义形象。2023年11月11日，沙特联合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在首都利雅得举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呼吁打破对加沙地带的围困，并立即向该地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峰会还发表了12点声明，为以色列划出红线，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违法行为，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会议聚集了大多数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表达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明确立场。会后，沙特还牵头组建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把中国作为第一站，访问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呼吁各国帮助巴以停火止战，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危机。2024年2月9日，沙特召集的阿拉伯国家外长会在利雅得举行，埃及、卡塔尔、约旦和阿联酋等国外长出席会议。会议旨在协调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呼吁停火止战，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

沙特之所以频繁举办巴以冲突相关会议，一方面是希望尽快结束冲突，改善加沙人道主义状况。冲突持续越久，沙特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另一方面则是沙特试图以公共外交展示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维护本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正面形象，并为冲突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做好铺垫。

加倍维护沙伊和解成果

与伊朗和解并复交是近年来沙特最重要的外交成果，面对本轮巴以冲突带来的惊涛骇浪，沙特需要对这个成果倍加呵护。长期以来，沙特与伊朗分属中东“温和”与“抵抗”两个阵营，在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等方面针锋相对。伊朗被认为是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组织“人民动员武装”等反以、反美组织的幕后支持者，它们组成的“抵抗轴心”在此次冲突中浮出水面，成为影响中东局势的重要力量。沙伊虽已实现和解，但由于双方积怨颇深，其矛盾分歧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和解基础仍较脆弱。因此，本轮巴以冲突使沙伊和解成果面临严峻考验。

然而，从目前来看，沙伊均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和解成果，不愿其因巴以冲突毁于一旦，而是试图化危为机，通过在巴以冲突上的密切磋商，巩固和解成果。2023年10月11日，伊朗总统莱希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交换意见，这是沙伊领导人自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首次通话。11月11日，莱希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并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这也是自2012年以来伊朗总统首次踏上沙特领土。12月15日，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沙特外交副大臣胡莱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出席了会议，与中方共同探讨落实《北京协议》、推进沙伊关系改善的途径。这次会议说明，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沙伊两国仍在相向而行，和解进程未因巴以冲突止步。

低调应对红海危机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最大的烦心事是也门问题。尽快摆脱战争泥潭，卸下巨大的军事、人力和财政包袱，聚焦国内发展，是沙特外交的最优先事项。沙伊和解后，沙特的烦恼也得到明显缓解。然而，冲突爆发后，也门和红海地区成为其外溢的主要方向。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名，袭击途径红海水域“与以色列有关”商船，为该水域航运安全乃至全球供应链安全带来严重威胁。2024年1月，胡塞武装的行动招致美英军事报复，红海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

红海危机为沙特带来两方面负面影响。一是也门和平进程宕机。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使也门局势复杂化，沙特期待已久的“退出也门”战略的实现变得遥遥无期。伊朗削弱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曾是沙伊和解的重要条件，然而巴以冲突激活了“抵抗轴心”，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面临复杂化的新现实，这将为沙伊和解与也门和平进程带来挑战。二是给沙特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沙特全境均被胡塞武装导弹射程覆盖，而其经济发展的重心布局也在红海沿岸，红海危机长期化将使沙特增加对“2030愿景”旗舰项目—未来新城（NEOM）安全问题的担忧。同时，作为最重要的红海沿岸国家，这场危机已给沙特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未来其损失或将进一步扩大。

面对红海危机，沙特选择了隐忍。一是采取理性务实态度，与胡塞武装达成“互不攻击对方目标”的默契。沙特试图以此维护本土安全，并为重启也门和平进程创造机会；二是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繁荣卫士”红海护航行动，从而避免重回胡塞武装的敌对阵营，保护也门和平进程成果；三是在沙特的战略考量中，巴以冲突与红海危机均是对“抵抗轴心”的消耗，因此以静制动对沙特最为有利。

在目前的巴以乱局中，沙特保持战略定力，审慎应对危机，取得了较好效果。然而，本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局势对中东地缘政治影响深远。哈马斯拼死阻挠沙以和解、胡塞武装深度卷入巴以冲突，都警示着沙特超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以色列建交的风险。此外，胡塞武装因红海危机“一战成名”，也或将提高与沙特在和平谈判中的要价。这些因素很可能将促使沙特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并考验其定力与智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