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俄乌冲突爆发已有两年之久。在此期间，欧洲一直深处该冲突的旋涡中。它经历了最初针对俄罗斯的震惊和愤怒，到中间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再到如今应对乏力，走到需进行策略乃至战略调整的关键阶段。值此之际，本文尝试全面检视目前该冲突给欧洲带来的挑战；继续援助乌克兰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更大层面上看，欧洲在处理该冲突上所犯下的战略性错误；以及从有益于欧洲及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它未来所应采取的重大措施。

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无尽的迷茫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欧洲固有战略发展方面都产生了明显且持久的影响，几乎对欧洲各领域产生了负面冲击。

第一，欧俄安全平衡被打破，欧洲所受安全威胁急剧上升。

俄乌冲突爆发前，欧洲在北约核武库和美国在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享受所谓持久的和平。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欧洲自我陶醉的幻想，甚至警示欧洲并没有摆脱有关安全诅咒的宿命，即其脆弱的和平只是两次残酷战争的间歇期。由于长期麻痹于自我吹嘘的“持久和平”的想象中，在突如其来的安全威胁之下，欧洲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加以应对，长期忽视的防务一体化进程很难在此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冲突爆发后不得不依赖于北约及其背后的主宰者美国。随着冲突期间的北约扩大及其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敌意不断上升，欧洲国家作为北约成员的多数来源，也意味着俄欧之间在安全领域敌意的上升。

第二，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有意中断。

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应激式反应，在欧盟主导下，欧洲各国（除少数国家外）团结一致支持对俄罗斯的全面和精准制裁，一波接一波。时至今日已经启动了13轮制裁措施，给俄罗斯的金融、外交、外贸、国内投资和科技发展等各方面造成诸多损害。

然而，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也在经济领域反噬自身。尤其为了降低俄罗斯的战争能力，也为了规避所谓欧盟在能源领域的风险，在大约有一半能源依赖于俄罗斯的背景下，欧盟实行对俄能源硬脱钩，主动拒绝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此番能源硬脱钩加剧了冲突爆发前业已存在的能源紧张局势，使欧洲制造业领域的成本急剧上升，或制造业产能不足，不仅使经济通胀高居不下，也导致整个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的德国变成了“欧洲病夫”。

无独有偶。受俄乌冲突的刺激，欧盟莫名担忧对中国的经济“依赖”，采取脱钩或去风险政策，这已经并将严重损害中欧经贸互利关系，并伤害整个国际经济局面，对欧洲经济更是有害无利。

至此，在俄乌冲突的背景和刺激下，欧洲一改过去长期与俄罗斯建立能源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并由此维持欧洲繁荣的对外经济发展模式被主动抛弃。这将对欧洲经济意味着什么还有待观察，至少目前来看，欧洲并没有找到一条更好地替代此前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途径。

第三，欧洲一体化进程失去战略方向。

俄乌冲突发生前，欧洲在一体化进程方面没有遭遇大的挑战。尽管之前受到恐怖主义、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持续冲击，但整体上朝着深化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扩大方面也是按部就班推进。然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固有的一体化进程几乎被搁置，安全关切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俄乌冲突的处理成为对外关系的首要议题。在此情势下，原本成为欧盟内部谈判桌上的最重要议题，诸如移民、财政联盟或银行业联盟、绿色发展和防务自主等，都被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不紧不慢的扩大进程也突然加速，在冲突爆发后不顾“哥本哈根标准”（欧盟用于规范入盟的基本条件）的权威，基于地缘政治目的而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纳入（临时）候选国行列。

面对日益紧迫的地缘政治议题，在各成员国利益和观念间冲突日益凸显的情势下，欧盟推动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日益捉襟见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下不得已构建了一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然而这一“清谈馆”似乎不能解决任何有意义的政治问题；德国则面对成员国之间在重大政治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提出改革欧盟决策机制；与此同时，“德法轴心”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固有发动机在两国不太和谐的关系下也无法发挥更多作用。

凡此种种，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经济一体化还是地缘政治力量建构优先？加速但没有质量的扩大还是有质量但缓慢的扩大？德国主导的一体化还是法国主导的一体化？“匀速的”欧洲还是“多速的”欧洲？对这些问题，欧洲人没有统一答案，甚至都不愿意正面回答。

第四，加剧内部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

俄乌冲突之前，欧洲就已经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力量发展壮大的大本营之一，俄乌冲突进一步刺激欧洲的民粹主义及保守主义势力崛起，这将改变欧洲的整个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生态。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人们对安全的关注急剧上升，而且它所加剧的欧洲经济的下行也使欧洲百姓对传统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方法感到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那些强调本土安全（包括治安），尤其是反对移民和强调西方传统价值和宗教观的极右翼政党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后包括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德国选择党和丹麦的自由党等在各自国家变得不可忽略，要么占据国家议会重要地位，要么已上台执政，要么在地方议会中举足轻重。

俄乌冲突后极右翼政党的进一步崛起对欧洲的影响将是全面和深刻的，它正在侵蚀战后左翼力量在欧洲苦心孤诣所推广开来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而极右翼政党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再造和保守主义思潮将会让许多欧洲人不再秉持左翼的乐观主义，从而改变或腐蚀整个欧洲政坛的固有面貌和社会观念，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当前的欧洲人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的盲区或观念冲突之中。回到过去还是走向未知的未来，这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抉择。

援助乌克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旷日持久的冲突，欧洲没有做太多思考，本能地认为应该支持乌克兰并击败俄罗斯，这不仅是出于对来自俄罗斯进一步安全威胁的恐惧，也出于所谓捍卫自由主义的决心。如今，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部分地失去优势，提升对乌援助成为欧洲对外核心议题之一。然而，强烈的援乌需求和实际的援乌能力与条件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距。

第一，欧洲有限的援乌资金。

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主要投资于北约，但即使如此，冲突前的多数国家都没有在预算上达到北约所要求的预算占年度GDP的2%的条件，冲突后一些成员国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却已经没有多余资金用于对乌援助。

目前欧洲国家用于对乌援助的主要共同工具是“欧洲和平基金”（EPF），该基金本意用于支持世界范围内的对外和平行动（如维和行动和打击恐怖主义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该基金5年内预算中的多半已被用于对乌援助。除了欧盟层面的援助，各国根据自身能力进行支援，其中最大的援助方是德国，其次是中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法国等。此外，一些国家和乌克兰签署了长期的军事援助协定，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方式强化援助能力。

即使如此，在如今乌克兰亟需更多援助的背景下，欧洲国家的援助能力值得怀疑。一是，在经济整体下行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国帑收入在下降，难以同时满足北约预算要求、增进欧盟国防自主能力和增加对乌军事援助的多重能力。二是，为了社会团结，有限的政府开支将不得不首先维持福利系统的正常运转，包括满足特定群体的固有补贴需求。三是，欧洲的对乌援助纯粹是消耗，几乎不带来任何利润，这和美国援乌情况不同。美国有发达的“军工复合体”，其对乌军援资金的大部分依然落入了美国公司的腰包。因此，长期对乌输血意味着欧洲的长期失血，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总之，没有充裕的资金，欧洲对乌援助就会大打折扣，除非欧洲豁出去，大幅压缩有关公众福利、绿色转型和其他领域的开支，然而这一可能性较小。

第二，不同成员国的立场差异及制度限制。

欧洲各国在援乌问题上存在较大的立场差异。匈牙利一直不太愿意欧盟就援乌增加额外的预算；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希望增加援乌力度，指责法国等在援乌方面太保守，也指责德国在提供进攻性武器方面过于谨慎；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对于援乌也不太积极；法国在受到众多指责后突然倡议欧洲国家对乌提供地面部队，但应者寥寥；塞尔维亚等部分非欧盟国家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以支援乌克兰……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援乌问题上，尤其是援乌的力度与方式上并不存在基本共识，这显然会大大降低欧洲形成统一的援乌方案及有力度的援乌行动。

另外，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要求也束缚欧洲能够快速获得援乌能力。欧盟的对外军事援助需要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指导和参与，然而该政策属于政府间主义的政策范畴，它意味着要通过统一的对乌军援需基于内部全体一致（consensus）的投票机制，在成员国立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对外援助是相当困难的。北约则基于“共同防御”条款，欧洲成员国要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或直接参与对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触发北约和俄罗斯的直接冲突，这并非目前北约所乐见。因此，在欧盟和北约的制度限制下，欧洲国家提升援乌行动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美国的不确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持续实施对乌援助的信心来自于跨大西洋关系的牢固性，只有美国持续对乌军援才能确保欧洲国家对乌援助方面的底气，否则，欧洲将会降低甚至丧失对乌军援的信心。事实上，从目前整体援助情况来看，美国的对乌军援相当于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国家的对乌军援额度，这表明如果没有美国的军援，欧洲军援独木难支。

然而，随着美国大选的来临，未来美国对乌援助方案将如何调整尚未可知。基于目前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过往做法及目前的选举论调，以及他选情看好，欧洲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需面对一个不太愿意支援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即使特朗普没能当选，但美国国会基本已被共和党所把持，作为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共和党可能会将尽快结束俄乌冲突而不是加速对乌援助作为应对俄乌冲突的战略目标。

总之，作为援乌主力的美国存在着降低或断绝援乌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对欧洲未来的援乌信心将产生致命打击。

第四，乌克兰的弱点。

援助需要与效率相结合，欧洲的对乌援助如果总是被低效所对冲，那么援乌行动就会受到打击。在这一点上，欧洲的援助对象乌克兰具有两个致命的弱点，而这在战略上影响欧洲的援乌效果。

第一，泽连斯基政府内部的腐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洲的援助能力。尽管没有直接明显的证据表明乌克兰军人和行政序列文官侵吞欧洲的援助资金和物资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揭发出来的一些政府和军队内部的腐败终究会在宏观上降低欧洲援助的效果。

第二，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是，乌克兰的战争没有被视作一场严格的卫国战争，欧洲的援助也不是主要为了恢复乌克兰的主权尊严，而是为了捍卫所谓“自由”，尽管恢复乌克兰主权是捍卫“自由”的副产品或条件之一，但不是直接或终极目标。这其中有重大区分，欧洲可以宣称乌克兰的士兵在为“自由”和整个“自由世界”而战，但这种意识形态目标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因为俄罗斯也可以宣称为了从“纳粹”手中“解放”受苦的民众而战，或为了抵制西方霸权获取自身的“自由”而战。

离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宣称基于其他特定意识形态的军事行动往往难以为军人提供充分的作战动力，就像美国大兵在越战期间困惑于反对共产主义和恢复“自由主义”的对越战争。乌克兰方面尽管有充足的卫国性质，但这没有成为欧洲及乌克兰方面的最重要的合法依据。这种局面——一定程度上源自乌克兰确实在国家属性方面有特殊性——让乌克兰在抵制俄罗斯方面缺乏最为持久和深沉的民族主义动力，这终究也会给欧洲的援乌行动带来不利影响。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