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

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确立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一个最全方位、复合型的现代化定义，也是迄今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尽管我们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共同特性，但我们显然对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出现的诸多现象并不满意，例如贫富分化、以破坏环境的方式获得发展、精神世界贫乏、在国际上实行帝国主义等。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这也显示了实现这种现代化的难度。仅是从人口规模而言，就能让人理解其中的困难程度。经验地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在10亿左右，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

如果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那么无疑具有多重伟大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新文明形态，完成中国文明复兴的目标。文明复兴并非复旧，而是文明的再造，是一种新文明形态，而新文明形态需要通过现代化而获得。

第二，为世界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推动力。无论从概念还是实践，现代化始于近代西方，并从那里扩散和辐射到世界各地。西式现代化有其成功的地方，也有其不那么成功甚至失败的地方。正如“五位一体”的定义所表明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成功的地方，也要避免其不成功的地方。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在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强劲的动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多年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曾经达到50%左右。近年来，尽管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不好，包括中国本身的经济从高增长过渡到中等增长，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现代化就是要让人类脱离贫穷，这方面中国的贡献更为巨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促成了高达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成为世界经济奇迹中的奇迹。

第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追求现代化的全球南方提供信心来源。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道路，但迄今没有多少国家取得了成功，大多还处于不发达甚至低度发展水平。即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了成功，但被西方体系所吸纳，失去了外交甚至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向这些国家传达了至少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只有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方式是各国现代化成功的前提；其次，中国也承诺不会像过去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把自己的现代化方式强加给他国。

正是因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把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性政党这一性质所决定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自身的使命来执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使命。

组织就是力量。这是近代以来国家兴衰历史的总结。一个组织化的中国拥有了人们所说的举国体制的优势。但实现举国体制优势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每一个时代政党所确定的使命，根据自身的使命去实现举国体制的优势。在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个使命是“站起来”；在邓小平时代，这个使命是“富起来”；在新时代，这个使命便是通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起来”的国家目标。

伟大的使命和崇高的目标已经确立，也必须追求。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追求这一使命的困难和今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有认清楚了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困难和挑战，才能认识到所需要的改革和开放。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怎样的国际大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内部的现代化和外部的全球化两股力量相向而行、互相促进、互相强化。这种互相强化效应使得我们用4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15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走的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尽管后来转向反华，但他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极其羡慕。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一个贫弱的国家提升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让美国领导人自叹不如，因此，他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不过，很显然，特朗普的“乱作为”不仅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反而让美国陷入乱局，而且迄今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中国面临的四大外部风险

不管如何，因为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崛起，中国深度嵌入世界体系。外在世界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简单地说，今天我们在外部面临四大主要挑战。

1.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

俄乌战争还未结束，以哈冲突再起。没有人知道这两场战争何时结束，并且新的冲突点也不时会爆发出来。地区冲突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由当今国际秩序封建化和碎片化所决定的。在一些国家看来，美国不再是单极霸权，二战之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动摇。各个强国都想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实现自己的崛起。尽管世界权力呈现多极化趋势，但还没有出现能够治理这种多极化的世界治理体系。说得通俗一些，一旦旧制度动摇起来，各种形式的牛鬼蛇神都会跑出来作乱。在新制度产生之前，世界乱局便是大概率。

在地缘政治变化中，中美关系的变化尤其重要。毕竟，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不仅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还是世界秩序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少。尽管习近平总书记跟拜登总统在旧金山的峰会有正面的影响，但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仍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内政现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收入差异扩大、社会分化、党争越演越烈；同时，美国国内的矛盾容易外部化，这就会深刻影响到中美关系。如果中美不能合作，那么世界地缘政治就没有了稳定基础。

2.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盛行

尽管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在继续发展，新技术在不断出现，但经济结构并未改善，社会结构在继续恶化。随着中产阶层的萎缩，民粹主义继续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趋于“自私化”，把国际经济活动“国家安全化”，在这样的情绪下，脱钩断链很难停止。美国便是典型。自立国以来，美国很少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体现为一个典型的资本主导的国家。但是，今天的美国俨然已经把“国家安全”置于发展之上，用“国家安全”来规制资本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美国正经历着美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美国从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经济，也是整个世界经济。这种影响正在展现，而且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以加速度增加。

3.西方对中国发动经济认知战

近来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顶峰论”“中国经济衰落论”“中国不可投资论”等等不绝于耳，其目标在于妖魔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围堵中国可持续经济发展。

4.美国试图制造冲突以再次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多次被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而中断。美国明明知道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却不断鼓动台独力量。美国的意图很明显，即不惜以牺牲台湾来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些年，美国塑造了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必有一战。但美国也深知，一旦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就不会出现“修昔底德陷阱”了；而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法便是通过地缘问题陷阱中断中国实现现代化。

中国内部面临的五大挑战

国家内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尽管我们已经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并且开始追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但我们也面临诸多需要应付的挑战和需要克服的困难。

1.中央宏观政策的调整未能转化为地方红利

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了数千项改革举措，但在经济领域真正落实的政策数量并不多。最近的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层面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包括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出台民营经济31条等，但这些很难反映在地方层面。地方的政策执行水分很大，落实不到位，甚至相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依然盛行，有关部门不负责任，也不敢负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政策一直在空转。

2.非经济部门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各部门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定改革政策，推进改革政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尽管各部门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也是为了增进国家利益，但因为没有科学地评估各类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往往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合成谬误”，对经济构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

3.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存在互相不信任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或者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相不信任，或者社会与资本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已经不是新现象，人们对此的讨论也已经有数年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勇气和有效的手段去解决这些不信任，那么政府方面出台任何政策，都会难以落地。很简单的例子，如果社会盛行“仇官”“仇富”心态，那么“官”与资本如何能够有所作为呢？

4.经济结构已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

随着外资的减少和民资的躺平，唯有国资在扩张。国资在经济困难时期是经济的稳定器，国资必须作为，但需要注意的是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一直以来，民资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扮演重要作用，即人们所说的“56789”。这也是“两个毫不动摇”政策的背景。但这些年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创投基金或者产投基金，它们在不断拓展经济空间。客观的结果便是国资空间的扩大和民资空间的萎缩。国资和民资相对均衡的状态已经被打破，出现向国资倾斜的大趋势。国外有人估计，如果这个趋势不能逆转，那么在3-5年内，国资会达到70%，甚至更高，基本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国家化。在那个时候，美国便会对中国发动一场军事竞赛，企图诱导中国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从而如美苏冷战那样打败中国。尽管现在的这个现象可能只是暂时的，但的确需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在国际层面的意义和影响。

5.内卷和地方保护主义也有抬头的倾向

这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背道而驰。近来，经济的增量出现问题，各地转向竞争存量，出现内卷现象。因为各种原因，例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干部业绩的考核，地方官员不仅互相招商引资，更是阻止本地企业转移到外地，千方百计地把GDP留在本地。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曾经用“诸侯经济”来形容当时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后来通过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区域自由贸易组织，地方主义消退了。但现在地方保护主义有回潮的势头。如果这个势头不能逆转，那么不仅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长远看，更会通过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有效降低经济效率，从而影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面临外部大环境和内部小环境的变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改革。实际上，我们毫无理由回避政治改革，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政治改革不是西方所定义的政治改革，而是中国自己界定的符合中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改革，并且我们的诸多政治改革体现在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上。这些年所强调的“治国理政”体制便是政治改革的主体内容。

深化内部改革的十大措施

那么，围绕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呢？

对内，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如下10个方面的改革内容或者举措。

1.确立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

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围绕高质量发展来达成广泛的共识，以高质量来组织资源，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方面，中国社会需要一场大讨论。改革的讨论必须向社会各界开放，不开放讨论就难以达成改革共识。没有改革共识，很难有真正的改革。实际上，社会共识是改革最大的推动力。尤其在民粹主义兴盛的时代，如果没有社会共识，政府部门和官员就很难承担责任，因为任何行为容易受制于舆论和舆情。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干部既不能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能当人民的尾巴。现在的情况是，干部既怕犯错误造成舆情，也怕做好事造成舆情。这就是社会对改革没有共识的结果。没有共识，任何行为都会受制于民粹。

2.推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可以建立类似19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那样的机构，专门负责研究和推进改革开放。这样做有几个优势。

首先，实现政策研究、政治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需要相对分离。尽管这三者互为关联，但如果自己做研究、自己决策、自己执行，那么就需要自我革命的勇气。在一般情况下，改革需要避免自己改革、“左手砍右手”的情况，因为这对很多部门和官员实在很难。1990年代曾经有过“拆庙赶和尚”的说法更为接近现实——和尚自己拆庙很难，只能叫别人来拆。

其次，可以整合高端智库系统的研究力量，融合政府和社会两股研究力量，实现体制内外的相对一致性。再次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吸纳社会力量，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互动可以促成新思维的出现。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思维萎缩和内卷的趋势。面对现实问题，人们不是认真研究问题、解放思想、寻找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而是或者沉湎于过去、或者躺平于现实、或者幻想着未来。在社会层面，深宫怨妇、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欲言又止、泼妇骂街、吹牛拍马，各种言语现象层出不穷，一些人把自己搞得神秘无常，好像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敢说出来。实际上，凡此种种，都是思维内卷的病态表现，没有新思维，装腔作势罢了。不过，知识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如此的装腔作势分化着社会，恶化着社会的信任基础。只有经过真正的社会讨论、吸取社会力量基础上的决策，或者说基于民主的决策，才具有科学性，才会免受各种因为思维内卷而出现的社会阻力。

3.强化中央政府的政策协调功能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置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各部门自己设计自己的改革、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评估自己的改革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各部门的改革要服从总体国家利益，围绕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一切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强化协调功能，通过协调，把各部门的利益导入整体国家利益。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需要互相评估自己出台的政策对对方的影响，做好预判和对应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改革的碎片化，避免“合成谬误”。

4.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内统一市场建设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建设国内区域统一大市场，这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他区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等区域应该向长三角学习。京津冀需要平衡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同时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散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要关注如何让内地九个城市互相协调的问题。另外，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的特殊条件，我们可以重点参考欧盟的经验，深入研究借鉴2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是如何做到市场一体化的。不管如何，需要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建设。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和抓手。

5.增强中央的统筹功能

现在中央跟地方的事权和责任是不相称的，财政力量向中央政府倾斜，但主要的治理责任还在地方政府。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需要中央政府强化其统筹功能。中央政府现在统筹的东西还是比较少，尤其是我们所强调的“软基建”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硬基建”建设得很不错，全国性的公路、高铁、港口设施、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世界一流，大大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要推动“软基建”建设，就是要积极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公共服务等问题。围绕“软基建”，中央与地方更加要齐心合力。软基建建设好了以后，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区域自由流动，或者说，“软基建”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同时，“软基建”可以“保底”，保障基本社会公平和公正，也是中产阶层的制度保障。

6.重新发挥民营经济和地方两股发展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两条腿走路——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相对困难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动员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发展力量。现在一定要进行“清单式”的梳理，搞清楚堵点难点到底在哪里？民营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堵点难点又是什么？只有清楚地识别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化成为地方的经济红利。

7.松绑，赋能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发展作用

中央宏观政策制定了以后，就要与各方面一起执行。执行就关系到执行的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比如，经济主体是企业，所以要给企业家松绑。应当给他们开列一个负面清单，规定哪些领域不可以碰。除了这些领域，就可以大胆给他们松绑，让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济的微观领域需要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发挥作用，减少甚至隔绝政府的干预。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可能要学习汉初的黄老学派，让社会“休养生息”。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几千项的改革举措，为什么执行层面不是那么理想？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能够预先精准地计算好。经济的活力唯有通过市场的微观主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政府只是规则、规制和法治等营商环境的提供者和维护者。微观层面一定要松绑，如果不松绑就很难前行。

8.乡村振兴和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

浙江的顾益康先生提出，中国每一次成功都与土地改革有关系。毛主席的革命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前两次的土地改革都成功了，现在我们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提出已经有数年，也有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三权分置”等，但好多政策还没有切实地推进。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忘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我们一直在呼吁，要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城乡只是居住概念，而不应是身份概念。城市不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为农民的新家园，同样，农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户口制度只是解放以后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安排，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永久化。我们现在要鼓励城乡的双向流动。一直以来，因为城市的虹吸效应，农村的要素持续流向城市，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买房，把小孩送到城市里读书。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有限，社会资本又很难下乡。因此，应当鼓励城市的中上阶层到农村居住——他们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案已经有了，问题就在于如何加快推动落实。

9.改革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个方法是要“先立后破”。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地方。无论是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的城市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民营企业改革，我们都是在做“加法”，先立后破，以新力量倒逼旧力量，以新动能赋能老动能。我们以前说“腾笼换鸟”，笼子腾空了，但新鸟没有进来，这就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应当为“老动能”留存一定的空间，构建“新动能”对“老动能”的倒逼机制，甚至是替代机制。

第二个方法是围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的“三驾马车”。旧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对任何一个经济体很重要，但是今天都出现一些问题了，很难再继续强有力地拉动中国庞大的经济体了。那么如何赋能？就是要通过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金融服务。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成长为发达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持续的基于技术进步上的产业升级，就很难实现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飞跃。因此，我们需要新的“三驾马车”。新的三驾马车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重视资本在推动变革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因此，在金融领域要处理好发展与监管的平衡。现在，我们的规制和监管方案太多，但是发展方案不够。在金融领域，我们更要重视风投的作用。我们研究二战后美国和西方的主要经济体发展史时发现，很多实体经济都是依靠金融打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金融砸出来的。如果没有风投，就很难理解美国今天的经济。我们不能把实体经济跟金融区分开来。像英美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经济过度虚拟化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防止和避免，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发展金融服务了。我们的金融服务还是大大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我们一定要发挥金融服务的作用。

10.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独特作用

我们要发挥港澳，尤其是香港的独特作用。我们要克服一些人所说的香港面临的“孤岛化”问题——眼下美国西方打压香港，区域内一些政府也有意识地跟香港竞争，吸取香港的金融和人才等要素。香港的发展关键在于和祖国大陆的融合。其中，发挥香港金融投资作用最为重要，因为香港的主要服务业就是金融服务业。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为什么强大？为什么日本、德国、法国这些不同时段的世界强国，都只是二流的经济强国？这里的关键在于金融。

我们国家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发展香港这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在香港金融这些年受到各种挑战，受到各种负面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重塑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通过与大湾区的融合，尤其是与大湾区主要城市如深圳、广州的协同，可以把香港塑造为“第二个金融中心”。上海这一金融中心是为我们的金融稳定服务的，香港、深圳和广州可以发展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金融服务，跟华尔街竞争。

深化对外开放的五点建议

对外开放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如下5个方面的举措。

1.在经贸方面，斗争但不脱钩；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面，斗争但不冲突

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搞“脱钩断链”，我们要敢于通过斗争去维护国家利益，但同时我们不仅不主动脱钩，而且要主动分化西方政治、资本和社会力量，让冷战派的脱钩破产。同样，我们必须坚定维护核心国家利益，遏制他国侵犯，但也要履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克制自己。“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和平发展，这是我们大国责任。

2.推进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开放

继续和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的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

3.推进精准的单边开放

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给世界可以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也是大国的一份责任。同时，我们在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能要有精准的单边开放政策。经验地看，单边开放很重要。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它的开放市场：它在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了优质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高端的人才。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的。我们不要过于迷信对等开放，要历史地看待它。我们国家也曾通过单边开放谋发展：在80年代缺少资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请进来”引入资本，这就是单边开放；在90年代，我们为了加入WTO，修改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万多条法律、法规、政策，这也是单边开放的例子；近年来，从上海进博会到最近对欧洲多国和马来西亚的单方面免签，也是典型的单边开放。我们的单边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希望能把单边开放扩大到更多的领域。

这方面，我们可以系统地分析中欧投资协议、CPTTP、DEPA等，从而确定哪些内容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优先实施。这不是无原则的改革开放，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推动的开放，可以把它称为“精准单边开放”。并且，我们发展到今天，也有实力基础和经验实行精准的单边开放。

4.加快落实RCEP，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

我们要加快落实RCEP，以充分利用其潜在的经济红利。进而，要在RCEP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商务部已经在和东盟开始进行3.0版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但3.0版的自由贸易区只是在2.0版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和方法已不足以满足中国和东盟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了。现在，与传统的贸易投资不一样，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都已经延伸出去了。所以，我们要有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区域产业布局，也就是共同市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有了很深厚的基础，接下来可以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建设。

5.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要连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也就是把内循环和外循环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企业层面，我们要通过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推动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也只是地方性的，甚至还没有实现跨省。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和配置。不管如何，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走出去”，构建跨国企业是必须走的下一步。其实，通过把内循环外循环结合起来，可以把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嵌入国际大市场结合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发展来实现，而高质量的发展需要通过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来实现。在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三大法宝”。19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法宝就是改革开放。那么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今天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国内大变革，新的“三大法宝”既是我们认同的时代价值，也是我们通往美好未来的有效途径。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