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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巴以冲突影响外溢的虚与实
发表时间:2023-11-22 16:41 来源:国际网
巴以冲突虽在其周边和中东地区外溢,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局势的紧张,但地区基本不会走向大规模冲突,更不会爆发第六次中东战争。同时,虽然中东地区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三大力量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全面对抗。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此外,西方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在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痼疾的表现,这种溢出效应也不会对西方政治和社会产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影响。

自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不仅巴以冲突本身的发展态势引人注目,巴以冲突在巴以周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外溢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也备受关注。

巴以冲突在巴以周边的外溢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冲突,其突出表现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力量对巴以冲突的介入和参与。

巴以冲突在中东地区的外溢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博弈,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地区力量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围绕巴以冲突的复杂博弈。

巴以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外溢主要体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因其内部不同群体分别支持巴以两方引发的抗议示威、政治撕裂、族群矛盾等政治与社会问题。

但是,巴以冲突总体上不会出现大规模、大范围、高烈度外溢的情况,不会对中东地区和世界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巴以冲突向巴以周边地区的外溢

1.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是巴以冲突外溢形式中最为直接、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而且多次以发射火箭弹、炮击、无人机打击等方式在黎以边界对以军阵地进行攻击,以色列军队则以空袭和炮击的方式还击,并对黎巴嫩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死亡人数已超过100人),而以色列方面伤亡有限。

由于以色列于1982年对黎巴嫩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2006年又入侵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加之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边境冲突时有发生,使黎巴嫩真主党成为是巴以周边最为仇视以色列的力量之一。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也是巴以冲突外溢形式中最有可能延续甚至升级的冲突,但升级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不大。其原因在于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影响的伊朗不会全面、直接地参与巴以冲突。伊朗虽然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强烈谴责和反对以色列,但伊朗与沙特进行沟通、伊朗总统莱希参加阿拉伯-伊斯兰峰会等外交行为表明,伊朗不会因巴以冲突与以色列进行全面的直接冲突。尽管伊朗会支持真主党打击以色列,但只有把冲突控制在有限程度内才更符合伊朗既支持真主党反对以色列,又不使局势失控的目标。

2.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与美国的冲突

巴以冲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方向的外溢主要表现为美国和以色列出于威慑对叙利亚进行空袭,以及什叶派民兵武装以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方式进行报复。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便对叙利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机场进行轰炸,旨在对叙利亚进行震慑。与此同时,美国向靠近以色列的东地中海地区部署两支航母战斗群,在为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提供保障和支持的同时,旨震慑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力量。以色列和美国的做法也激起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报复,导致美军位于中东的军事基地频频遇袭。美国五角大楼称,仅在10月17日至11月9日期间,美军和美国主导的联军在中东地区遭遇至少46起袭击,其中24起发生于伊拉克,而美国则对叙利亚进行了多次空袭。

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与美国的冲突,无疑与美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极力偏袒和支持以色列有关,但考虑到这种冲突是叙利亚危机以来的常见形式,这种冲突失控的可能性不大。此外,美国向东地中海地区派遣航母战斗群本身最重要的目的也在于威慑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的反以、反美力量,以避免冲突扩大。

3.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美国的冲突

胡塞武装是受到伊朗影响的也门什叶派反政府武装力量,并长期对抗也门政府及其支持者沙特。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影响不断上升,2014年在也门内战中占领首都萨那并控制也门北部,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遭到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的军事打击。直到美国拜登政府对沙特施加影响,以及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后,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及沙特的冲突才有所缓解。2023年9月,胡塞武装谈判代表与沙特官员举行谈判。此后也门局势相对平静,沙特与胡塞武装多次举行会谈,以期退出也门内战。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胡塞武装先是多次发声支持哈马斯。10月底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对红海附近的以色列和美国目标发动袭击,但多遭到美国部署在红海地区的军舰拦截,无人机也多被以色列击落。就目前来看,受限于距离遥远和技术能力,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美国目标的打击实质影响有限,其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和实际价值。但是,如巴以冲突长期化,胡塞武装有能力通过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油田、外国油轮等进行袭击,再度发起对也门政府的打击等方式,对美国、沙特施加压力,导致也门再次陷入严重冲突,进而使巴以冲突和也门动荡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

从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来看,尽管胡塞武装的建立受到了伊朗影响,并得到伊朗的一定支持,但胡塞武装并不像黎巴嫩真主党那样听命于伊朗领导,双方关系并非具有战略性和意识形态根基的盟友关系。因此,胡塞武装有不受伊朗影响而以自身方式介入巴以冲突的可能性,但由于受距离遥远和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胡塞武装不仅无法直接参与巴以冲突,其影响也相对有限,其重要诉求在于提升自身地位、向美国和沙特施压,并谋求在国内的利益最大化。

巴以冲突向中东地区政治的外溢

1.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集体反对以色列,但不会集体反制以色列

尽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一致反对和谴责以色列,但并未形成对以色列的反制措施,对以色列的实质性压力有限。

11月11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并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此次峰会传递出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团结反对以色列的强烈信号,也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特殊背景下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三大力量和解的结果和延续。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通过的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等地发动的袭击,重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所有被占领土上享有的自由和独立权利,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心目中的核心地位。这标志着长期边缘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再次回到了地区事务的核心地位。因此,此次峰会的积极意义无疑值得高度肯定。

但是,此次峰会并未围绕巴以冲突形成反制以色列的具体措施,其对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实质性压力也相对有限。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通过的决议共包括12点具体内容,其内容主要涉及谴责以色列的罪行、加沙人道主义救援、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这表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已经很难再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针对以色列的集体行动。

从本质上说,此次峰会虽然表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在巴以问题上以民族、宗教为纽带进行了一定的合作,但各国更重视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其对外政策,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聚合作用已十分有限。二者均很难把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聚合起来,甚至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二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竞争,地区国家争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的斗争更是异常复杂。

2.中东主要力量与以色列矛盾上升,但仍存在差异

中东地区主要力量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同时在巴以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阿拉伯国家内部本身存在分化,叙利亚、科威特、卡塔尔支持哈马斯;其他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并不支持哈马斯;沙特明确表示中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因此,阿拉伯国家除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介入巴以冲突外,阿拉伯国家不会参与巴以冲突,更不会采取集体行动,阿拉伯国家将日益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其对巴以问题的政策。

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曾长期与以色列因巴勒斯坦问题交恶,2022年双方关系才得以恢复。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政策呈现出随加沙冲突不断升级而日趋强硬的特点,但土以关系走向全面破裂的可能性很小。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与以色列长期对立,因此伊朗自然在巴以冲突中持支持哈马斯、强烈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但伊朗在行动上保持了克制,除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和美国进行袭扰外,并未直接卷入冲突。未来伊朗几乎不可能直接介入冲突。

巴以冲突向外部世界内的外溢

巴以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外溢,主要体现在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内部不同群体因分别支持巴以双方引发的抗议示威、政治撕裂或族群矛盾,以及反犹主义的敏感性上升、犹太人安全感下降等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西亚北非国家和西方国家多次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益、反对以色列发动加沙军事行动、要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停止进攻加沙。

据报道,仅从10月7日至27日的21天内,全球各地发生了大约4200起与巴以冲突相关的示威抗议活动,占同期全球所有抗议活动总数的38%。报道称,在这约4200起活动中,有90%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而举行的。其中,近1400起发生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境内发生的抗议活动次数最多(超过600起),紧随其后的是也门、土耳其、伊朗和摩洛哥。

进入11月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游行示威数量和规模都不断扩大。11月4日,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以及欧洲的伦敦、巴黎、柏林等多个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11月11日,英国首都伦敦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据伦敦警方统计,约30万人参加此次抗议游行,甚至有媒体称多达50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英国《卫报》称,此次游行正值“阵亡将士纪念日”,组织者表示这可能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同样是在11月11日,包括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巴黎、土耳其安卡拉等全球多地同日举行集会,支持巴勒斯坦、呼吁加沙停火。

此外,在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地特别是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游行示威中,分别支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游行示威者还发生了对峙甚至冲突的情况。

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抗议浪潮、暴力犯罪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撕裂。有媒体分析指出,当前法国社会正因新一轮巴以冲突而“四分五裂”。一边是“挺以”“挺巴”等不同立场的示威游行在法国各地市中心轮番上演;另一边是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等政坛势力拒绝谴责哈马斯,并将哈马斯的袭击称作“巴勒斯坦军队的武装进攻”。在德国,一方面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另一方面是反对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的示威游行。10月22日,德国政府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举行了一场大规模集会,主题是“站起来反对恐怖主义、仇恨和反犹主义,声援以色列”。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次集会,表达对犹太人的保护和对以色列的支持。

在西方国家,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政治撕裂和暴力犯罪问题也时有发生。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11月10日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蔓延到德国街头”。报道称,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仅柏林一地就记录了1199起与中东冲突有关的犯罪事件,其中大多数涉及财产损失,如在房屋墙壁上涂写标语或涂鸦、举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反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报道还称,最令人担忧的是345起暴力犯罪事件,其中包括201起抵抗行为和50起人身伤害行为。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支持巴勒斯坦团体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在示威活动中还发生了93起煽动行为。在柏林波茨坦广场发生的未经合法召集的示威游行导致127人被捕,76人被刑事起诉,68人被行政起诉,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打伤警察。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反犹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同时有所抬头,针对犹太人、穆斯林的暴力和犯罪活动增加,也是巴以冲突外溢的重要表现。例如,10月18日凌晨,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家犹太社区中心遭到燃烧弹袭击。柏林警方曾以防止“反犹主义言论和美化暴力”的风险为由,禁止计划中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美国“政治新闻网”10月15日报道,反犹主义或仇视穆斯林情绪引发的暴力犯罪有同时抬头的趋势。芝加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称,该委员会自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每天收到的仇恨短信数量甚至与“9·11”事件时相当,内容包括反穆斯林的侮辱口号、散播“伊斯兰恐惧症”,甚至对加沙平民之死幸灾乐祸。

总之,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持续不断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但在西方因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以色列引发的政治撕裂和社会动荡最为突出。

巴以冲突外溢对中东和世界的冲击总体有限

综上所述,巴以冲突在巴以周边和中东地区外溢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也门胡塞武装与以色列、美国军事冲突的风险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基本上不会走向大规模冲突,爆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中东地区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三大力量与以色列的矛盾上升,但除伊朗与以色列属于长期尖锐对抗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总之,巴以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西方因巴以冲突外溢出现的政治极化、暴力犯罪、族群冲突等问题,是近年来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问题的延续,既与巴以问题的刺激和发酵作用有关,也与西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固有矛盾密切相关。因此,西方因巴以冲突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在本质上是西方社会痼疾的表现,巴以冲突主要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这种溢出效应应该也不会对西方政治和社会产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影响。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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