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来，尼日尔、加蓬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引发外界对系列事态的进一步关注。实际上，2020年以来，包括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等国在内，非洲已发生多次军事政变。此外，贝宁、马达加斯加、几内亚比绍等国还发生了多次未遂政变。

观察可见，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权更迭的发起者多是军人，西方国家成了发起政变者的斗争对象之一，一些国家的政变军人喊出了反对西方干涉、追求主权独立的口号。

部分具有关联性

系列迹象表明，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的军事政变具有关联性，三国的政变领导人相互支持，反抗外部干涉；截至目前，其他国家的军事政变则没有相互影响的表征。就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而言，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一是地缘政治的一致性。它们都是萨赫勒地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个宽320公里至480公里的狭长地带）国家，而且都是内陆国。三国互为邻国，历史、文化、民风相似，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流频繁，合作紧密。

二是反恐压力的一致性。三国都饱受恐怖主义威胁之苦，大片领土沦丧，大量国民流离失所，其中布基纳法索问题最为突出，该国在政变前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领土被恐怖分子占据。

三是军事行动的一致性。长期以来，三国军队一直进行联合演习和军事行动，军队高层关系友好，因此军事政变前后彼此同情、相互支持。

据法新社报道，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的部长级代表团9月16日在马里首都巴马科宣布，三国的军事政权签署了建立防御联盟的宪章。马里军政府领导人阿西米·戈伊塔在社交网站X上写道，这份《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创建了“萨赫勒国家联盟”。他强调说，其目的是“建立一个集体防御和互助的架构”。

与这三国相比，其他非洲国家的军队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军事政变领导人之间并不熟悉，很难说得到了其他国家的鼓动和支持。

多维困境的反映

当前，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国家面临着社会转型困境，接连发生的政变，既是非洲多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综合矛盾的集中表现，也反映出非洲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的挣扎自救。

一方面，这些国家已普遍陷入恐怖主义袭击、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危机之中，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使西非的十多个国家处于军事威胁之中，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一些国家的恐怖袭击和武装冲突持续十多年，国家军队遭受较大损失，民众伤亡严重，数百万人口失去家园。中部非洲的乍得、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等国也遭受巨大冲击。在安全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军事投入大幅增加，经济活动受到打击，流离失所的人群成为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国家治理难题。自上世纪末以来，该地区多数国家在西方的压力下改为实行西式民主制度，“水土不服”状况明显，很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逐渐固化。由于缺乏政治代言人，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普通民众利益受损，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不能保持社会政治平衡，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腐败问题日益严峻，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前宗主国影响的衰落

尼日尔只有2500万人口，是世界第四大铀矿生产国、非洲第七大石油生产国。但是，由于铀矿开采和出口权控制在法国公司手上，外汇储备也由巴黎银行掌握，该国近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500多美元，是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

加蓬人口更少，只有200多万，是非洲第四大石油生产国，铁矿、锰矿、木材产量高，人均GDP达到7000多美元，但该国资源开发权也被法国公司掌握，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总体上，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于其他非洲国家。法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与前殖民地国家签署了11项合作协议，对这些国家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控制，加剧了这些国家社会转型困境，引发社会不满。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军事政变，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反法和反西方的口号，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正式提出废除与法国的各项合作协议。

随着一系列政变的发生，法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衰落已成为既成事实。“‘法非特殊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3月访问加蓬时直言。9月24日，马克龙宣布法国结束与尼日尔军事合作，将从尼日尔撤军，到年底前全部撤出。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在题为《西方的下一场失败》的文章中指出，“西方特别是欧洲在西非和中部非洲刚经历战略失败。当自己的军队被迫撤军、一个个盟国政府被推翻时，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这种情况……早就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与西方的合作感到失望，就像阿富汗那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安全研究室副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