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至19日，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任内首次访华之旅。他也是2018年10月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中美关系的发展目前面临困境，显示美国没有做好接受中国发展起来的准备，其政策还需要不断调整。尽管姗姗来迟，但是布林肯的到访，毕竟为中美恢复对话打开一扇门。

与他的前任相比，布林肯访华可谓一波三折，凸显目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谷之中。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当年2月首次出访，就选择亚洲，而中国是她的第四站。希拉里此举凸显当时美国战略界对亚洲乃至中国的重视。当时希拉里表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过去30年发展了良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美都有很大合作空间。14年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然而，中美关系却走向另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从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全面遏制与打压，双方之间合作空间仍然存在，但是合作基础已经荡然无存。

事实上，布林肯本人就是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直接见证者和参与者。布林肯是民主党阵营中的“外交老兵”。在奥巴马时期，他先后担任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在2015年至2017年间担任副国务卿。实际上，也就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对华政策的意味已经显现。到2016年前后的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时期，非理性的对华强硬成为战略界一边倒的声音，而对话与合作被称为对华“叩头”和“软弱”乃至“政治不正确”，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就此成为历史。

单就布林肯个人的世界观和中国观而言，虽然他的主张基本上属于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但在对华关系中“竞争”的因素非常突出。在他就任国务卿之前，曾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对华政策主张。他的主张有四点：其一，过去35年中国实力日渐强大，并将逐渐取代美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二，特朗普时期疏离盟友，给中国崛起造成可乘之机，美国必须重新拥抱盟友；其三，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退出外交”，让中国有机会在诸多国际多边机制中扩大影响力；其四，美国“价值观外交”的没落，也让中国在若干问题上变得日益“咄咄逼人”。因此，他建议对华政策，一要增强自身实力；二要重建与盟友的关系；三要重启“价值观外交”；四是在防扩散、公共卫生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然而，从过去两年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看，尽管布林肯主张的大方向得到落实，但是其政策目标却极大地被异化为遏制和打压中国，或者说对华“新冷战”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大原因：一是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迫使拜登政府不能也不敢作出任何与中国接触和对话的姿态。同时，民主党政府也从特朗普时期的“极限施压”中看到有利可图，妄想“萧规曹随”、延续这种非理性的极端政策，从而维护美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二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对于美国军事和安全政策的操弄。显而易见，美国的军火商在乌克兰危机中赚得盆满钵满，而炒作“中国军事威胁”、将中国台湾比作“下一个乌克兰”恰恰能够加剧“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从而扩大美国在当地的武器销售。美国在国际上贩卖恐惧、制造对立和冲突，国内民众无能为力。因为改变这些极端的政策需要换总统，但是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大金主在这件事情上更有发言权。对军工复合体而言，出口坚船利炮更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由此，布林肯到访前美国国务院对他此行可能取得的成果降低预期，也就情有可原。换言之，此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美两国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但只要两国之间敌意未消，双方桌上相谈甚欢、桌下车马对峙的局面就不会改变。事实上，就在布林肯访华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连续走访印度和日本，以协调立场“应对中国挑战”。之前美国对华“脱钩”政策因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而改为“去风险”，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还是“换汤不换药”。

据说，布林肯来华主要谈：一是管控竞争、防止冲突；二是美国关切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三是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稳定宏观经济和毒品走私。但是，如果美国还是抱着“我想谈就谈”的态度，只希望中国配合美国，而不愿照顾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那么，布林肯还是打错了算盘。美国必须要学会和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打交道。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文章转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