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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库什笔记:塔利班战士担心塔利班陷入腐败
发表时间:2023-05-31 16:42 来源:国际网
“我们经受着汽车、地位、财富和女人的考验。我们的许多圣战者,已经落入这些看似甜蜜、实际上苦涩的陷阱。他们忘记了他们赖以取胜的老战友,转而寻求阿谀奉承者的赞扬和认可。那些老的、真正的圣战者学不会给他们拍马屁,所以他们被边缘化,他们的位置被我们从前的敌人取代。”

阿富汗政权更迭以来,许多塔利班一线战士进入喀布尔,他们中的许多人习惯了多年的战斗,是第一次进入城市生活。战士如何看待他们的新生活?近期,“阿富汗分析师网络”发表了针对5名塔利班战士的访谈记录,可以为我们了解塔利班基层成员的所思所想提供一扇窗口。兴都库什笔记编译,供读者参考。

塔利班战士谈论喀布尔的新生活

原标题:New Lives in the City:How Taleban have experienced life in Kabul,作者Sabawoon Samim

卡姆兰,27岁,来自瓦尔达克省萨耶达巴德县,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副队长

我毕业于萨耶达巴德的一所公立学校,19岁的时候为了圣战放弃了其他任何学业。这是我在酋长国的第八年。大多数时候,我们组织控制的地区都在瓦尔达克省的各个县。我参加过很多战斗。美国人在萨耶达巴德这里杀了不少人,萨耶达巴德战役的激烈程度在阿富汗众所周知。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是我们队长的副手,负责处理大部分日常活动,因为我们队长主要忙于处理其他的非军事事务。

圣战期间,对无人机的恐惧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我们。早些年,我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小。在前往加兹尼市的途中,我们经常用火箭筒、dashakas(一种重机枪)和路边炸弹袭击美国人,造成数十人伤亡。然后他们来报复我们。他们的无人机经常轰炸我们的阵地。我们走到哪里都害怕无人机。尽管过去两三年战斗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和政府军(owrdu)完全从战场上消失了——无人机的危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事实上,除了他们的轰炸,我们从不认为美国人和他们的傀儡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优于我们。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想去哪就去哪。整个国家是自由和解放的。

在国家收复之前,我去过两次喀布尔,一次是去巴哈利斯坦(喀布尔第4警区的一个社区)看医生。这两次我都担心被捕。当时,喀布尔被外国人占领,警察骚扰那些有胡子的人。有一次来喀布尔,我从坎帕尼去Kot-e Sangi,我们的巴士经过坎帕尼巴扎附近的一个检查站。他们看到我,就叫停公共汽车,问我问题。我差点被抓住,但是,赞美真主,我骗了他们。从那天起,我开始讨厌喀布尔。然而,你看,我现在在喀布尔,但这不是我以前访问过的那个喀布尔。现在解放了,属于我们,不再属于美国人。

我被任命在内政部工作。我对自己的工作还算满意,但经常怀念圣战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被视为奉献。

收复之后,我们的许多朋友放弃了圣战的事业。还有许多人背叛了烈士的鲜血,而这个政府正是建立在这些烈士的鲜血之上的。如今,人们在这个世俗的生活中越来越忙于获得财富和名声。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真主,但现在恰恰相反。许多人的首要任务是填满自己的口袋,成为名人。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在收复之后我不开心,那就是我们立刻忘记了我们的过去。当时,我们只有一辆摩托,一个对讲机和一个清真寺或宗教学校。现在,当某人被提名担任政府职位时,他先会问这个职位配不配专车。我们过去住在人民中间。我们许多人现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和宫殿里,放弃了那种简单的生活。

我很少和喀布尔人接触,因为在这里,部里都是我的塔利班同侪。不管怎样,有时候我会和前政府的雇员坐在一起,他们仍然来上班。他们努力表现得像好人,表现得对酋长国很真诚,但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他们恨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在过去的一年,我找到了一些可能的原因。首先,这些雇员在部里“做生意”,通过腐败行为非法敛财。其次,美国人在他们身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变得如此西化,以至于现在憎恨我们真正的阿富汗文化和伊斯兰。当酋长国到来时,他们的非法勾当和腐败生活破灭,他们除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他们再也没法大赚特赚了。那么,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不恨我们?

我很担心我们的圣战者。真正的考验和挑战不是在圣战期间,而是现在。那个时候事情很简单,现在要复杂得多。我们经受着汽车、地位、财富和女人的考验。我们的许多圣战者,(愿安拉阻止),已经落入这些看似甜蜜、实际上苦涩的陷阱。他们忘记了他们赖以取胜的老战友,转而寻求阿谀奉承者的赞扬和认可。那些老的、真正的圣战者学不会给他们拍马屁。所以他们被边缘化,他们的位置被我们从前的敌人取代。

我没有考虑过跟家人长居喀布尔。从外面看它很美,但是缺乏宁静。在村子里,生老病死,是福是祸,人们都跟你在一起。你有社会。你和人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与他们合作。在喀布尔,恰恰相反。人们甚至没有时间给你指路,更不用说帮你了,比如说帮忙准备婚礼。人们匆匆忙忙地追逐这世俗的生活。他们觉得,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去工作,他们会死于贫穷。至少对我来说,我属于村庄,我几乎不能想象没有村庄怎么活下去。

阿卜杜勒·纳菲,25岁,洛加尔省,巴拉基巴拉克县,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战士

我在巴拉基巴拉克长大。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六年级,然后在一所伊斯兰学校继续接受其余的教育,直到12年级,从那里加入了塔利班——差不多是七年前。

那时,指挥官和我这样的步兵之间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坐在一起,畅所欲言。我们的上级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一同为殉道者哭泣。这是一个牺牲的环境。我们以高昂的士气和决心打这场战争。

然而,一切都改变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圣战者,但现在我很难见到一个小小的司长,更不用说副部长或部长了。虽说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但是许多领导人已经背弃了他们在困难时期的同志。

在国家收复后的第二周,我到了喀布尔。我以前没来过。当时喀布尔看起来非常庞大,我曾经担心会迷路。现在,我可能比许多喀布尔人更了解喀布尔的街道。我一个月回家一次,有时两次。回到村子里,我看起来像个哈吉(完成麦加朝圣义务的穆斯林),因为当一个哈吉朝圣归来时,他的皮肤看起来很柔软,脸色白净,而我,同样,也是从喀布尔更好的天气和更干净的环境中回来的。

我们来到喀布尔的头几天里,我们的指挥官被分配到某部的一个关键职位。他让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当他的警卫。其余的战友散落在喀布尔和洛加尔省。毛拉大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没有抛弃他的老朋友。头五个月,我和他在一起,没有官方身份。他用自己的薪水支付了我的一些开支。那之后,他说会任命我在部里工作,并且把另外两个朋友登记为官方警卫。他说我会很容易学会如何工作。因此,我被任命为执行主任,职级四级,同时,我继续担任他的警卫。我和他住在一起。这是某高级领导人给他的一栋大别墅。他总是说让我带上家人住在其中一层。但我现在犹豫不决,因为成本太高。

刚开始工作时,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任务。毛拉大人让我上计算机课和英语课。大约四个月前,我在我们部旁边上了这两门课。在这期间我学习了许多计算机程序。不仅如此,我很快就学会了与我的工作相关的任务。所有的员工,包括毛拉大人,都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人们怪酋长国上台导致专业人士逃离国家,但当我看到我们部门的(留用)雇员时,他们既不专业也没受过教育。他们都是通过wasita(关系网)任命的,对如何管理和做好自己的工作知之甚少。你可能不相信我,但我现在比他们中的许多人做得更好。你可能不相信我所说的,关于如何学习工作技能,如何掌握喀布尔街道情况,但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塔利班的事实:我们非常聪明,我们学得很快。

有时候我会怀念圣战时期的生活,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同样,一开始,我渴望回到村庄,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的新环境。

在部里,我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要做。因此,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Twitter上。我们连了高速Wi-Fi和互联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圣战者都沉迷于互联网,尤其是Twitter。

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有时从部里走出来,到苏式住宅小区集市那里,看到有许多妇女穿着不得体。我们期望她们穿罩袍,但除了一开始最初几天她们因为害怕圣战者(而有所收敛),此后她们的着装实际上更差了。

现在她们非常大胆,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的许多朋友说,除了我们前来替换前政权的警察和官员之外,如今的喀布尔跟共和国时代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最初的几天里,我和我的许多同志因为那些女人的缘故,几乎不敢去巴扎。我们希望情况会很快好转,但事实并非如此。更糟糕的是,我的计算机课上有一个同学也是女人。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尽管我鄙视那些穿着不得体的女人,但是,我不能因为她们而不去集市或不去上课。如果她们不感到羞耻,那么我们也不能为此羞愧。这是我唯一没想到一个塔利班一生中会遇到的事情。

最初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害怕我们,那时候我们有机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我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观察我们,与我们互动,现在不再害怕我们,因为他们知道塔利班既不是旁遮普人(注:“旁遮普人”是北约占领期间,反塔利班的人用来称呼塔利班的蔑称,有时候也用“巴基斯坦人”这个词,以暗示他们不爱国,甚至不被认为是阿富汗人),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陌生人。

我不喜欢喀布尔的交通,我也害怕喀布尔的贼。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拥堵的情况,跟喀布尔的老司机相比,我们几乎没法开车上街。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烂摊子里。再就是喀布尔的小偷。虽然塔利班抓了不少,但他们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在我们的两个同志被抢劫之后,我一直随身带着手枪。

(文章转自“兴都库什笔记”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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